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辏馊鹌鸨磁眩杆俳牒稀？滴醯燮脚训牡谝桓鲂卸窃擞玫蹦晡阂峤榈慕ㄒ椋胺嫱沉焖洞拭孔袅烨胺嬉幻娉谈贤Ｖ莘朗亍Ｊ比硕寂宸阂峤榈脑都渴丁？墒牵阂峤槭贾彰辉俦黄鹩谩？滴醯奂热挥梦阂峤橹保尾挥闷淙耍吭蛟谟诳滴醯廴衔阂峤椤拔饲亢贰保吧绞岛蒙隆保ā犊滴跗鹁幼ⅰ�1493页）。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偏见。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对待另一位能臣的。
吴三桂之乱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亲自收复了被台湾郑军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军在战场上大有转机。姚启圣上疏说： 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占尽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抚郑军，整肃吏治，严行赏罚，为了兑现奖赏条例，他自捐银8万余两。澎湖之战前夕，他昼夜赶修战船，竭力筹措粮饷，将自家的银盘杯碗并其妻妾首饰等物，悉数捐出，以供军需。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平定吴三桂之乱，收复台湾，姚启圣成效卓著，康熙帝也予以表扬。
由于施琅与姚启圣意见不合，清军攻克澎湖后，施琅随即派侍卫吴奇爵进京奏捷，蓄意“得姚（启圣）一点阴私事”在皇帝面前进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二）。康熙帝当然深信自己身边的侍卫，因为这就等于是相信自己正确。同时，明珠等人也在康熙帝面前中伤姚启圣。康熙帝因此指责姚启圣“颇多虚妄”，“并无劳绩”，“妄言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词”（《康熙起居注》1067页）。这些说法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对姚启圣的评价。康熙帝喜欢亲自召见大臣，为什么康熙帝在从未召见姚启圣的情况下，就对姚启圣下此断语？显然有失公正。
收复台湾后，姚启圣又比李光地、施琅更早提出台湾宜守不宜弃的主张。此外，他还疏请复五省迁界，开六省海禁。这些都是切中时政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帝却斥责姚启圣“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着各本皆不准行”（《康熙起居注》1078页）。时隔数月，康熙帝于同年（1683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却下达了与姚启圣上述建议相同的谕旨。同年，康熙帝赞扬施琅平台之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则被停其“议叙之旨”，这真是令姚启圣寒透了心。他心情郁闷，疽病复发，于是年十一月逝世。
第三，为保证君权不被侵犯，严禁臣僚“越权”。自从明朝废除宰相以后，皇帝就兼决策与执行权于一身，成为专制极权的化身。康熙帝在汉人文化影响下，对君权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说自己“岂肯以大权授人”？那么，大臣有什么权力呢？只有出谋划策和具体执行的权力。
康熙帝提倡大臣勤慎守分，而厌恶大臣专权。他说：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生事，其专权好胜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于国家何益？”（《康熙圣训》卷四四）大臣的“勤慎”比“能”更可贵，因为“能”与“专权好胜”可以画等号，即使是为国分忧，也是“遂其私意”，所谓“于国家何益”可解读为“于皇权何益”。
五十三年，康熙帝认为刑部郎中宫梦熊行止不端，胆大执拗，恐其“留在部内，必致紊乱”，特令革退，并说，部院内复有如此等人，着即参奏。次年，户部尚书赵申乔欲变成例，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理，自用可乎？”（《康熙起居注》第三册）能臣要有所作为，往往被视为自行其是。
康熙帝为政崇尚宽大的同时，也竭力强化君权一揽。如臣僚中有奏请颁行恩诏者，往往被视为越职，而予以斥责。例如，二十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荡平，请大颁恩诏。康熙说“颁行恩诏，出自人主”，徐元文是“沽名市恩”。（《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也就是说，徐要在老百姓面前买好，使自己成为“皇恩浩荡”的背景。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礼科给事中郑显以平定噶尔丹，请颁赦诏，康熙说： “凡颁赦诏，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郑显妄以诏款陈奏，念其本系言官，特从宽处理，着大学士等严厉训斥之。”（《康熙圣训》卷二四）臣子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罪呢？因为这样一来就使皇帝处于被动的地位上了。好事要皇帝自起，美誉要归皇帝享有，在这里面不允许有臣子一丝一毫的影响力。好事好话不允许臣民发自良心而为之，要由君上提出来。所谓“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皇帝怕的是“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皇帝有这种心态，好事自然也就没有人主动去做了。
第四，监督地方官员，创立密折制度。
皇帝要独揽大权，防止臣僚僭越，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防范、监督、控制机制。当时，清廷沿用明朝的方法考察官吏，有京察、大计、军政等方式。京察是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计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康熙帝经常接见文武官员，通过谈话，察言观色，又往往亲自验看武官骑射，想方设法了解实际情况，可惜这都只能是表面观察。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连表面观察也没有。康熙帝说： “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康熙后期，吏治松弛，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强化控制，必须掌握真实情况，密折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起初，密折只是皇帝的特别耳目。密折是不经内阁而直达御前的、非程序化的小报告。
康熙五十一年，发生江南科场案，督抚互讦，震惊全国。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贿卖举人，收取银两。噶礼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康熙帝派大员审理此案。他们鉴于上次噶礼被参，而康熙帝宽容噶礼，反坐参劾者的教训，照例依然偏袒噶礼。不知此次却又不然，康熙帝也许是要弥补上次的错误，一定要秉公执法。既然正常渠道无法畅通，只好开辟二渠道。康熙帝令苏州织造李煦调查审案实情，以及江南群众的舆论，噶礼与张伯行的动态等，然后密折上奏。当时，主考官为左必蕃，副主考是赵晋。发榜后，苏郡中试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诸生哗然，千余人聚集苏州玄妙观。有人写对联讽刺两位主考道： “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又有人以纸糊“贡院”之匾，改为“卖完”。诸生认为，是赵晋与噶礼共同贿买关节。噶礼以谋反罪名逮捕诸生首领。此事使人想起顺治朝的士人哭庙抗议贪官事件，那次事件以金圣叹等人的被杀头而告结束。一时，贪官污吏，大受鼓励，三尺小儿，皆叹不平。
康熙帝得到密折，了解了情况，使他得出了审案大臣偏袒噶礼的结论，从而做出了严惩噶礼的决定。皇帝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不再因为官官相护而堵塞。有些问题通过主渠道难以查清的，经过密奏之二渠道就清楚了。康熙帝认为允许密奏有利于约束官吏：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身反省矣”。（《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如此一来，密折的形式就是不可或缺，密折的精神更是牢不可破。非程序化的密折当然有好处，犹今日非程序化的电话窃听，再民主的政府也离不开它。
又如江南三江口及山东地方，盐枭横行，致使官盐壅塞，商旅受害。而当地军政官员并无一人据实奏闻，又是织造曹寅、李煦上密折启奏。康熙帝闻奏后，钦派禁旅，清除盐枭。康熙帝尝到了密折的甜头，就把密折权进一步扩大。有些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复命时，受皇帝之命，将所见所闻密报；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有的钦差可专折密奏；因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地为非作歹者，又给予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两者相互制约。康熙帝说： “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
这些都是康熙帝的法家思想在吏治方面的表现。
第五，亲自考察地方。
康熙帝除了多次下江南，也常常巡狩北方。康熙帝出巡与秦始皇或乾隆帝出巡不同，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解下情。他对随行的翰林学士高士奇说： “上下不通是帝王为政之大忌。明朝失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崇祯帝居于深宫不了解地方，不了解下情，造成君臣隔膜，君民不通，以致最终失国。李闯打到了京郊昌平县，他尚全然不知，何等荒唐。”
高士奇说： “为君者要明了天下大事，百官要了解民情，就不可不经常深入地方，庶可使上下畅通。”在一个专制时代，要做到上下畅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皇帝出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一些民情。如有一年北方大旱，却无人向康熙帝报告，他出巡时见到饿殍遍野，感慨地说： “日居深宫，天下大灾都不知”。
处在地方的官吏，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敢于为非作歹，百姓无处申冤。对于皇帝来说，有了密折制度，再适当地出巡，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情上达”。有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总比少了解情况好，对下面的官吏即使不能了如指掌，也总比完全被蒙在鼓里好。
今日的影视作品常常戏说康熙帝如何微服私访。其实，康熙帝最反对微服私访。他说： 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及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康熙起居注》第三册）“欲知天下事理”靠密折远胜于微行私访。出巡也有利于亲自考察民情和官民关系。皇帝出巡，浪费钱财无数，皇帝久居宫中，又不能了解民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对清官宋荦大加赞扬，说： “朕到此，无一人说尔不好，尔真是好官， 深得大臣之体。”
中国历史上如康熙帝这样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是不多见的，康熙帝常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其实，如能尊重民意，知人就不难。封建时代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官吏的升迁与否，完全由上司决定，故此，官吏大多都一门心思只求讨好上司，而不顾百姓死活。其实皇帝心中很明白，鉴别官吏良莠的途径很简单，只要向百姓一询问就知道了。正如康熙帝所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既然如此简单，那么皇帝为什么不常常听取百姓的意见以评选官员呢？
皇帝尊重民意和扶持清官，只能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允许了。即使是封建盛世时期的英明君主，也往往由于个人的学养和性格而有很大区别。康、雍、乾之朝，这三个皇帝对官吏的考察就大不相同。康熙帝较能尊重民意，因此也较愿意听取百姓的意见来考察官吏的清廉与否。雍正帝则是派员巡察和实行密折制度来监察官吏，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乾隆皇帝则不然，多以主观好恶为标准，除了兴文字狱超过康、雍二朝之外，对民意和清官也最不尊重。
以上是康熙帝法家治术的几个重点。不要以为康熙帝服膺理学儒术就会拒绝使用法家的君术，也不应该把法家的权术与儒家的权术简单地对立，或把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正如前面说过的不能孤立地把胡杨与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法家思想（君权一揽）与儒家思想（君逸臣劳）也是不可以简单地比较而定优劣。具体情况适合用哪一种方式就用哪一种方式。儒家的思想是君权不必与相权相矛盾，而是相互促进，这种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这显然是太理想化了。法家则不然，过于强调人性之恶。确实许多情况下人就是不自觉，非严治不可，但是以为人性只有黑暗的一方面，人类的前途就没有一点希望了。所以要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康熙帝是法家与儒家两手都有，两手都硬。中庸之道要做得好，却不容易，中国历史上，康熙帝算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皇帝。
整肃帝师
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