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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又接受了班第的建议，任命岳钟琪为提督，赐孔雀翎。其实，只要派岳钟琪就可以了，可是朝廷不信任他。岳钟琪于康熙末年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征讨准噶尔部，因战功卓著升至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因为有人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与清朝的祖先金国有旧怨，受到猜忌，有反清人士前去游说他起义，被他出卖押送朝廷，但仍不能洗刷自己。在征噶尔丹策零时被张广泗等人弹劾下狱，最终被撤职，在家闲置。这次乾隆皇帝要起用岳钟琪做大将军，张广泗当然不赞成，他上书言： “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警则茫然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生风，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提督，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服，诚如所谕，人地相宜。”他不同意岳钟琪做大将军，位居自己之上，乾隆帝也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能力，只授予他提督衔。张广泗对于讷亲做经略大臣却不敢表示异议。讷亲耿直清介，才干敏捷，做宰相政声很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军事经验。不过，在中国古代，以文人做军事统帅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统帅并不必亲自冲锋陷阵，主要是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文人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许多文人也确实很能打仗。不过这位讷亲却既不懂兵法，又不尊重有经验的同僚，怎么能指挥战役？岳钟琪长期在四川任职，素为川藏土司所服。他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番情”。讷亲为什么不听取他的意见？乾隆帝使用讷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汉人很不信任，每次出征，统帅多为满人。这次任用张广泗挂帅不能奏捷，乾隆皇帝认为是汉人不可靠。所以岳钟琪也只能被利用，而不能重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岳钟琪驰赴军营。岳钟琪与张广泗商议军机，他提出由他带兵攻取莎罗奔据守的勒乌围，而张广泗却力主由昔岭、卡撒进兵。岳钟琪说，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尚有百余里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张广泗又不以为然。张广泗对于岳钟琪有妒忌之心，凡岳钟琪的计策，他都不采用。两人讨论了很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良将相聚的弊病。
以将才论，岳钟琪与张广泗都是出类拔萃的，岳钟琪还略胜一筹。然而两个将才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打胜仗。正如清末中兴名将胡林翼曾说：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一言不和，动成水火。”两个才能相当的人共同办一件事，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二人是否同心合力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学士讷亲是一位清廉忠正的大臣，做为主帅，却心高气盛，好大喜功，“自恃其才，藐视广泗”，他不顾张广泗久攻无效的现实，下令限三之日内取藏兵老巢刮耳崖，岳钟琪不同意。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而位居自己之上，恃宠发威，瞎指挥。但是他阳奉阴违，故意附和讷亲的意见。打了败仗，自然是主帅负责。这是官场惯伎。讷亲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的地形之后，制定出作战计划，“限二日内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致使军心瓦解，几次出战都是大败而归。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
撇开讷亲不说，如果张广泗能够与岳钟琪同心合力，凭两个人的大才，事情也早就成功了。屡败之后，讷亲闭营不出，却想出一个改攻碉为筑碉，“以碉逼碉”的蠢办法，奏报皇上，被乾隆皇帝否定。讷亲又奏请增兵，并弹劾张广泗不知用兵，出师一年多，损兵折将毫无战绩。
乾隆帝大为恼怒，又责备岳钟琪自起用之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乃上奏揭发张广泗用兵无法，又误用内奸良尔吉和王秋。小金川参战土兵，“不惟无用，且须防范”。张广泗、讷亲不久又有败仗汇报。乾隆帝乃下令逮张广泗入京，下刑部狱治罪；免讷亲职。不久，张广泗被处死，讷亲也被赐自尽。又有一说，是用其祖遏必隆之刀斩于军前。
张广泗以为可以指日克功，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强敌。强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上了一个狂自大，又不懂军事的上司，二人不和，这仗是决无胜利的可能了。这里还有一层满汉矛盾，满人自以为是主子，对汉人歧视三分。岳钟琪对部下某些满将胡作非为之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得罪。张广泗自然也不敢得罪了讷亲，但他用消极怠工，暗中拆台的办法对付讷亲，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被精明过人的乾隆帝识破。张广泗对岳钟琪过分嫉妒，导致不能克敌制胜，被诛杀也是咎由自取。岳钟琪所以被革职而没有被杀头，正因为他本来处境不佳，所以格外留心，不敢得罪满人。
乾隆帝也许是为了表示公正，既然杀了张广泗，讷亲也不能免死。乾隆帝一惯以成败论人，往往不知爱惜人才，讷亲与张广泗虽然有错误，也不该轻易杀掉。讷亲是乾隆帝所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盛极而衰的人生历程。任命不熟悉军事的讷亲为统帅，是乾隆帝的错误。将讷亲破格提拔为宰相，又轻易杀掉讷亲，更是错误。乾隆帝行政的随意性太强。不过，非程序化、随意性一贯是最高掌权者运用权力的正常方式，皇帝无不是如此。
一般认为，乾隆帝杀张广泗是为了削弱鄂尔泰一党的势力，张是鄂党干将。当年平苗叛，一次，鄂尔泰设筵为张广泗饯行，终日饮酒谈笑，却不言及兵事，天暮，张广泗不得已，向鄂尔泰请示将略，鄂尔泰叹了口气说： “老夫错用了人，如果是转运粮草，惟老夫是问，至于用兵之事，瞬间既变，只有临事处决，岂能预定机谋？”由此可以看出，鄂尔泰善于用将，他把兵权交给张广泗之后，就不再遥控指挥。这一点远胜过乾隆帝。历次边疆战争，乾隆帝总是遥控指挥，过多地束缚了前方将领的手脚，往往坏事。乾隆帝自己坏了事，却把罪责完全归之于他人，说“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既要遥控又不负责任，这是乾隆帝的用权方式。
乾隆帝再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代为督师，又调各省劲旅前往川西。
傅恒（？~1769），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氏家族是满洲世家，屡立战功，他的祖父米思翰深得康熙帝信赖，几个叔伯都受康熙帝的重用。傅恒的二伯父马齐位居首辅，在康熙四十八年，却因支持皇八子胤禩为皇储而被罢官，康熙五十七年复出，此后直至雍正十三年九月致仕，担任首辅达17年之久。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第十子，任察哈尔总管，在政坛上并不显赫。傅恒深受乾隆帝宠信，乾隆帝很喜欢任用年轻的外戚亲贵。傅恒是比讷亲更年轻的宰辅。乾隆十三年三月傅恒的姐姐皇后富察氏在陪乾隆东巡期间去世。十月，才当了半年协办大学士的傅恒就被乾隆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率三万五千名将士出征。在傅恒出师前夕，乾隆亲往祭堂；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金川之役，断送了讷亲，但却成就了傅恒。乾隆帝说：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于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负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傅恒整顿营垒，申明号令，使军容焕然改观。并将良尔吉、阿扣、王秋斩首，以断内应，莎罗奔惊骇不已。傅恒查勘地形，分析形势，将金川战情如实向乾隆帝奏报。布政使高越又将用兵川西的运输和经济困难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给四川造成的“物力虚耗”的严重后果。乾隆帝深恨张广泗、讷亲不早将实情奏闻，自称“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有好大喜功的皇上，就有急功近利的大臣，上下相瞒，谎报军情，也是家常便饭。不过这场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争并非好大喜功，而是不得已为之，但却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经略，难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当傅恒提出了一个厚集兵力、直攻中坚的破敌方案时，乾隆帝却要打退堂鼓了，认为“万无可望成功之理”。又屡奉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便决定撤兵。乾隆帝于十四年（1749年）正月一日，宣布： “今朕已洞悉形势，决定收局。”降谕要求傅恒四月底五月初班师回朝。
傅恒却不愿撤兵，他认为现在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求展期回朝。乾隆帝看出傅恒的心思，劝谕说：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去供一己成名之理。”其实，乾隆帝命傅恒挂帅本来就是为了让他成名，如汉武帝之用卫青、霍去病征匈奴，让傅恒撤兵，是怕他失败，坏了内弟的名声。在封建帝王看来，国事即家事，家事即国事，没有分别，如果傅恒得胜回朝，就可以给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历史上有些皇帝喜欢指派皇亲统兵，康熙帝与乾隆帝尤其是如此，此时，国家往往很强盛，有英雄气概。
岳钟琪向大金川进兵连连告捷，兵临勒乌围寨下，莎罗奔弹尽粮绝 ，向清朝大军乞降。此时，正是趁势围歼叛军的大好时机，然而，乾隆帝却不想打了。傅恒为了制造继续打下去的借口，故意命令莎罗奔、郎卡必须亲缚至营，方可贷其不死。他一心要把二人逮捕入京。乾隆帝闻奏，坚决反对，要求傅恒“昭布殊恩，网开三面”，允其投降。乾隆帝此举实在是前后矛盾。
莎罗奔请降遭到傅恒拒绝后，转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初到金川督师，金川士兵都不相信，说，“岳公已经死了很久了”。等到岳钟琪大兵连连获胜，才开始有些相信了。岳钟琪请示傅恒之后，带13人亲自前往勒乌围。金川兵见岳钟琪一行人来到，严阵以待。岳钟琪跨马而来，两眼望着莎罗奔，笑着问道： “你们还认识我吗？”莎罗奔惊愕地喊道： “果然是岳公啊！”率领叛军伏地行礼。然后将岳钟琪引进帐篷。
岳钟琪向他们宣布皇帝威德，允其投降，藏兵群起欢呼。莎罗奔头顶佛经宣誓，愿听从朝廷约束。又杀牛宰羊款待岳钟琪。第二天，莎罗奔、郎卡跟从岳钟琪坐皮船出洞，来到清军大营投降。傅恒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大金川的降表。
此番兴师，历时两年，调兵八万，耗银1000万两，却收效甚微，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兴兵。如果直接起用岳钟琪挂帅，战争时日可以大为缩短，人力和物资可以大为节省，何乐而不为？只因为乾隆帝把用兵当做建功立业之举，不愿让罢官闲赋在家的岳钟琪得此殊荣，却误了国家大事。乾隆帝批准岳钟琪奏请，把剩余军粮8000万石恩赈小金川军民，搞一点恩威有别的小把戏，其实是白搭，大金川仍然可以从小金川那里把粮食抢过去，他们的思维能力还不能理解朝廷恩威有别的意义何在。
四川总督策椤上奏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重点是平衡川西各部土司的势力，使之相互牵制达到“以番制番”的目的。乾隆帝一一批准。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以番制番”的方法并不成功。傅恒一心要把土酋逮缚献阙，虽有好大喜功之嫌，却也不失为“恢宏见识，为国家远大计”，这是乾隆帝劝谕傅恒回朝的话。乾隆帝深恐傅恒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不肯回师，定要扫穴犁庭而后已，为之“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向不怕劳民伤财，这一次却是因为怕劳民伤财而失策了。
乾隆帝最担心大权旁落。傅恒向来惟命是从，不可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事。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傅恒与讷亲同是椒房贵戚，却不敢居功自傲。在平金川后，乾隆帝赏赐他四团补服，傅恒疏辞再三。傅恒不仅对皇帝恭谦，对同僚、下属也从无骄横之气。这一点比讷亲好。傅恒如此谨慎小心也偶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