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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叠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意翻开何人文集，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连坐是诛夷九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之人，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怪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自珍）尝云： “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铲锄天下之廉耻，既殄灭既狝杀既诛夷，不过借祖宗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晚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侵久矣。而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判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似这样的人大概很稀少罢。
曹一士上奏折请求放宽文网，是乾隆朝初期针对雍正朝的情况而言，然而到了乾隆朝中期情况之恶劣却大大超过了雍正朝。文字狱之兴，无非莫须有之罪名，乾隆帝显然是病态心理，而许多官员更以制造文字狱为能事。所以就出现了“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的局面。无名氏的这句话意义非常深远，所谓“最无用之学术”无疑是指乾嘉考据之学，“无用”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义理之学而言的。中国学人受乾嘉考据之学的毒甚深，于今尤烈，完全可以媲美于受水和空气污染之毒。考据之学如今非常之现代化，工具理性至极。台湾学者徐复观有一篇文章《两篇难懂的文章》批评两位学者视考据之学术为本、义理之学为末的观点，很值得一读。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遗害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时人王撰有一首诗，控诉清廷文字狱。读来颇为沉痛：
闻雁有感
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
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
乾隆帝的霸道
乾隆初年，乾隆帝为政宽和，一派新气象。他曾总结康熙帝和雍正帝为政的得失，说过为政不可过宽，亦不可过严，应实行中道一类的话。但是，当他看到吏治逐渐废弛，官僚日趋腐败的现实以后，就改变初衷，又开始实行严刑峻法。他说： “执用两中（中庸之道），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从康雍乾三帝的治术宽严变化的情况来看，帝王要真正审时度势，宽严相济，实行中庸之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帝做了五年皇帝，观念开始转变。他有一首诗曰，“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要归践履宝，圣言非我诬。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就是说，当初从帝师学习儒家的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如今才知道儒家理想不过是“空言”。
乾隆十五年，他曾说，当御极之初，依照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忘怀。如今阅事既多，方知道要戒除邀名誉的弊病。熊学鹏借天旱为由，上疏陈言，指出“今年臣工条奏更改刑名律例，大多尚严厉”，建议“降旨晓示内外臣工，办理一切刑名，不可苛刻相尚，条奏增设科条者，概行禁止”。乾隆帝大为不悦，斥责熊学鹏悖谬，声称自己“慎持权柄，必不为浮言所动”。现在乾隆帝对于体现儒家思想的言论，大多斥为“浮言”。他信奉“法在必行”的法家治术。他认为，宽仁治术是妇寺之仁，水懦易沉，朕不为也。
十八年，乾隆帝降旨斥责四川按察使周琬断案宽纵。
二十二年，湖南布政使杨灏以贪黩罪下狱，部议缓决。乾隆帝“检阅之下，不胜手颤愤慄”。一怒之下，将三法司所有办案人员全都交部议处。
二十三年，乾隆帝重新审定了他早年的文集《乐山堂文集》，将当年在理学帝师影响下所写的体现儒家宽仁思想的言论一概删去，比如《宽裕温柔足以有容论》一文就被删削。当年，他受理学帝师的教诲，多少有些儒家理想，崇尚“贞观之治”，自称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 贞观之治盛矣！”做了皇帝多年以后，思维方式大变，正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乾隆帝把儒家思想视为虚伪，大加贬斥。他说： “昔唐太宗之于魏征，徒以金帛赐赠，沽纳谏之名，原非虚衷听受。试思唐太宗果从谏如流，魏征果直言无隐，则太宗缺德之事多矣，即强纳巢剌王妃之时，何不闻魏征谠言谏阻耶？当时君臣之间，相率为伪，不能相与以诚，而竟能博千载美名，实为朕所不取。”乾隆帝对臣工苛察至深，他以苛责臣工的方式苛责古人，走入极端，丝毫没有中庸之道。奇怪的是，他对和床⒉豢敛臁！�
乾隆帝的法家思想集中表现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中。试举几例。
论及“竹林七贤”，他说： “诸人虽然自托佯狂垢污，然而败礼伤化，本为国法所不容也，即以明哲保身而言，也当以孙登为正。”孙登是西晋的高士，“沉默自守，无所言说”，但很善于登山长啸，后世有所谓“孙登啸”之称。他教嵇康，但是嵇康没有学会。孙登对嵇康说： “君性烈而才雋，岂能免乎？”后来嵇康果不免杀身之祸。大概是因为“孙登啸”不会对统治者造成危害，所以乾隆帝认为孙登的明哲保身行为是可以容忍的。
论及明末东林党人，他说： “汉唐末造皆有党祸，至明季而尤烈，东林讲学，实其权舆。在顾宪成、高攀龙辈，其人兴学未必不出于正，然一经号召生徒，树立标帜，而党援门户之祸已成。彼裁量人材，讽议时政，自古处士横议未有过于是者。论者谓阉党无君子，东林未必无小人，当明政不纲，不惟真小人扬其毒焰，而伪君子且益撼其颓波，士习敝而国运随之，气数所必至有莫之为而为者。于东林之美恶以为轻重，政体官场败坏极矣。”（同上，卷一一一）
论及明朝的给事中，他说： “明季科道恶习，立帜分门，借敢言之号，行倾险之谋，假公济私，无所不至，为害甚大。我朝百有余年来，整纲饬纪，朝政肃清，断不敢容有营私博己之人复得稍萌故智。但遇邪防弊，持之不可不坚。”乾隆帝对于言官稍有朋党之嫌者，必予以严厉的斥责惩处。
论及宋代饥民抢粮一事，他说： “饥民贷富户之粟，固然不可与盗贼同科，然而或迫于饥寒强求升斗之粮，尚可量从矜恤，若乘饥荒煽惑民众，兼掠财物，也以饥民宽宥之，则强暴肆行，其风又可长乎？惟在审情事之重轻，分别科罪方为得当，一律从宽未尽善也”。在乾隆帝看来，饥民反抗是重要的事情，饥民饿死是轻微的小事。饥民抢粮逐步扩大事端，必然会演变为打家劫舍，最终以朝廷出兵镇压荡平，已成为规律。问题的关键是他对饥民抢粮一事的态度，说明他对于民众因生存危机而产生的最后一点主动性也不能容忍。正如一个人饿了，如果主动说“我饿了”，并要求吃饭的权利，就是犯上作乱，饥民只能等待朝廷的开恩。
论及朱元璋因为部民乞留被贬官员，而加赏被贬官员一事，他说： “既然是属吏，治罪或宽宥都应出于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就立即对之宽纵，是赏罚之权柄，民众转而操纵之，成何政体？明太祖把他们赏赐超擢，不啻于导之作奸。倘猾吏刁民窥见其谕意，相互勾结混淆视听，流弊何所底止？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乾隆帝认为这就是“纲纪不振”。他一向仇视民意。请看他自己亲自处理民众请愿的一个事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告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 “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命图尔炳阿严审，将告状人严刑拷打，逼问背后的主使人。最后追出了主使人是生员段昌绪，后来又从段昌绪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之乱时发布的檄文，立即杀头。
乾隆帝说： “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彭家屏如今胆敢为民情愿，反映实情，惹怒了乾隆帝，被抄家。乾隆帝亲自审问，逼他承认家中藏有“逆书”，乾隆帝说： “你是久列朝廷大员，世受国恩之人，若肯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彭家屏说： “吴三桂伪檄实未寓目”，乾隆帝再三逼供，彭家屏只好承认家中藏有《豫变纪略》、《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明末野史。但是到他家查抄，并没有找出实物。乾隆帝就推论说，一定是被他儿子彭传笏烧毁了。令图尔炳阿等“将伊子及家人严行审讯，明白开导，令知此事系彭家屏亲自供出，无可狡赖，速行据实呈出，尚有可宽之路，如坚持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不能为伊宽贷也。”在威逼利诱之下，彭传笏不得已供认了自己焚毁逆书一事。乾隆帝又推论说，彭家屏一定对这些逆书加以批阅评点： “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抄藏者自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耶？”乾隆帝看出彭家屏有怨恨之意，就认为他已经“绝灭天良”，命将彭家屏及彭传笏定斩监候，家产入官。此案是乾隆帝亲自锻造的经典大狱。没有丝毫证据可言，全凭逼供信锻造之。不论是彭家屏收藏“逆书”，还是其子彭传笏供认焚书，都是子虚乌有。而彭氏所供出的所谓“逆书”如《豫变纪略》，写的是李自成“闯贼之祸”，与满清无关，《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则是记明清史事，并未诋毁满清，只是个别字句略有“违碍”而已。
七月，图尔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谱《大彭统记》，乾隆帝说： 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黄帝，甚为狂悖，“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又责彭家屏不避庙讳御名，综其罪状，赐以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谕令其自尽，比起杀头，就是所谓的“开一线之路”从宽处理了。乾隆帝指责《大彭统记》将彭姓与黄帝相联系为有罪，非常可笑。当时托名上古帝王是为社会时尚，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