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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根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编写而成的。施罗德自1930年起在纳粹党机关中任职，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书。她虽然不是纳粹德国党政要人，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但是她属于希特勒身边内圈中人，能够目睹希特勒的种种言行、纳粹党领导层和大本营的某些活动。而且，她当希特勒的秘书整整12年，正好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覆亡，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毁灭。因此，这本以她的笔记、书信等遗著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为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克·施罗德曾是纳粹党党员，她能当希特勒的秘书当然是以“相互信任关系”为基本条件的。但是她又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憎恨对事实的歪曲”，以至在30多年后终于“明白”希特勒是个“魔鬼”。（以上引语均引自本书《编者的话》）因此，本书所提供的资料是值得参考的。
尽管施罗德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人，说她的笔记只是记录了在一些场合的所见所闻；然而这些见闻有时却涉及希特勒争霸世界的某些战略和策略。例如，书中一再提到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书中写道：“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希特勒）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治奠定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希特勒放弃了在敦刻尔克追击英军的机会，书中叙述希特勒对此的想法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书中也一再谈到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说希特勒只要提到布尔什维主义，就火冒三丈，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将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指侵苏战争），那就太晚了。”书中还叙述了希特勒是如何把对英和对苏的战略放在他的争霸世界总战略中联系起来考虑的：“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英国）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南美去换。”因此，希特勒希望“在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希特勒让英国在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中充当小伙计的企图并未能实现，而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战却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书中还谈到希特勒在争霸世界的战略方针下对日本的策略。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两个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和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施罗德的遗著记录了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时也记录了希特勒的恶魔般的思想方式。例如书中记述希特勒的弱肉强食思想说：“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书中揭示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疯狂思想，希特勒把犹太人贬为“劣等人”，说什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生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希特勒公然自称为“窃国大盗”，他说：“我是个窃国大盗，不是穷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在这里，在希特勒的内圈当中，希特勒把自己的仇视人类的思想表露得多么淋漓尽致！
施罗德在她的遗著中提供的诸如此类的资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生活和工作了12年之久，要完全摆脱纳粹宣传的阴影也很难。原书中常常出现赞美希特勒的言词。希特勒也确实是个善于欺世惑众的蛊惑家。今天，希特勒作为一名发动侵略战争的狂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解脱。因此，中译本对于原书中赞美希特勒的政治性言词作了省略，是合适的。此外，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叙述（例如苏联人民对纳粹侵略军队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希特勒并吞他们国家的反应等等）都是歪曲事实的和错误的，这些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别。
原书书名为《他是我的首长》，中译本改为现用的书名。
陆世澄
1990年6月
编者的话
瓦尔特·弗伦茨先生有一次问我是否可以带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里去。这样，几年前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克里斯塔·施罗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罗德，与常人不同，她不囿陈规俗套。她有文化，有音乐天资并且始终在寻求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她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对人、对环境、甚至对她自己和她的过去总是持一种极端的批评态度。有时她可以出口伤人，然而这种处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的外表下内心极其敏感、有时缺乏自信心和神经过敏的人。
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当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写《论希特勒的宽轨铁道》一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发现我是她的一位对话伙伴，与我谈及她的生活、她的过去、“从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这样，她向我讲述了她与“佐勒的书”的经历、该书的产生过程和1945年以后撰写的她过去的经历。
她非常憎恨那些记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书刊中发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描写，便会极其愤怒。有时我觉得她在有意寻找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赫尔曼·吉斯勒称她为“制造上层嫌疑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施罗德女士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在她的遗物中，我曾发现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在剪报上她两次用红线将下面这段话标出来并在旁边加了注——“这是对真实的真正解释”：
真实是伟大的。人们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盖它、割裂它和弄乱它，但却不能消灭它。它不断再现，总有一天它的光芒会照遍每个角落。不错，人们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却仍然是美丽的。真实也有被掩盖——这往往是由于国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灭的时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光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活中都是如此。人们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谎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谎言最终不会得逞，我们应耐心地等待真实到来的时刻。在罗马贵族院里刻有这样一句话：“真实纵然有‘沉没’，但决不会死亡。”“真实必须有坚硬的脑壳，因为它的头时常遭到冲撞。”这句民间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对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憎恨对事实的歪曲，实际上，她从未完全从她过去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至于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12年的人是否还有能力摆脱过去，这则要另当别论了。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她常说：“如果1930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广告不是纳粹党的，而是共产党的，那么也许我会是一名共产党人了。”施罗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表达、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经历的事情、当时的朋友们、纳粹制度、战争后果和毁灭犹太人的暴行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
施罗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笔记也许说明了她的内心矛盾、她断断续续进行的工作和她对真实的追求：
“多年来大家都劝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希特勒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用打字机誊清我1945年撰写的速写笔记。然而进行的不是给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个小时的任务，而是总在考虑希特勒复杂的性格。它使我沮丧。我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如同俄国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说中描写的奥勃洛莫夫其人一样，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来却还是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过他的时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计划、设想、展望搞得疲惫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认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复杂了。安妮·勃兰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安妮，于1945年3月初曾被爱娃·布劳恩请到总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会儿，佣人走了进来，低声告诉安妮，她丈夫来了，正在楼下等她。对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他总对别人的耳语感到好奇。如果谁要想把某个事情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先与邻座的人低声谈论，一旦他发现有人耳语，他就一定要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一点人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1944年7月谋杀案发生不久，卡尔·勃兰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开拉斯滕堡元首大本营，此后他不再见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却让人把他请来。开始希特勒还犹豫不决，没有会见勃兰特大夫，但后来在他见到他之后却又一见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次见面的四个星期之后他就判处勃兰特大夫死刑。
“勃兰特教授在路德维希斯堡运送医生去比利时参加一项诉讼案时曾见到过我，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首长这个人怎样，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勃兰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个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根本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使我感兴趣的只是希特勒这个人。我只想把一些经历，诸如为希特勒记录口授和在拉德齐维尔宫楼梯间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贝格霍夫较大范围内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炉前漫谈时的情景以及后来在战争期间在间形势讨论会结束之后在大本营喝茶时的感受和当时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
施罗德女士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的笔记整理工作。她有一个封面写有“速写练习”字样的旧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夹。旧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写的速写笔记。日记上标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这些速写笔记都是用施托尔策一施赖速记法写成的，并非像一家画报所说的那样，是用只有施罗德自己认识的密码写成的。在此谨向速记专家格奥尔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施罗德女士没有译完的速写笔记翻译出来。速写笔记的旁边还有她的许多随笔和标明她的工作进度的纸条。
1982隼施罗德女士曾问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评注她的笔记。当时她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她与《佐勒的书》有关的经历，为了这本书，她曾向书中所涉及的“从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时是不会发表她的笔记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发表这部笔记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每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