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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力为中心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其影响所及既广泛又深远，往往出乎美国的初始所料。例如，反封建土地改革波及的广泛程度：日、韩、台等的“免费搭车”（包括“热战”时期大批的军事物资、定单以及出口产品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长期动荡的局势一度阻遏了西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像在拉美和非洲那样的长驱直入；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因此有了稍微宽裕的生长空间；在美日贸易战中，日本先后以“四小龙”与东盟为跳板，向美国市场曲线进攻和侵食；中国也依靠自己长期奋斗建立起来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平等的分配制度、较普及的教育程度基础上，形成的今天这个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国内市场。
冷战后的美国在大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不是摧毁这部正是奔驰的“21世纪火车头”，而是设法如何驾驭和控制它，充分利用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以便在最终牺牲这一地区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牢固它的世界霸权地位。它当然要在这一区域做出重要的动作，特别是在它发现自己最终无法驾驭这部火车头的时候。
美国在国际经济中衰落的霸主地位，越来越直接依靠在多种货币浮动汇率体制下美元仍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来维持。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60％，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和四分之三的商业银行贷款还是以美元结算的。这与九十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比重，与日本近十年来在国际经济中的迅速扩张以及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显然是不对称的。这种矛盾，过去已经导致了由布雷敦森林会议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也是此后美元汇率经常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西方有意识利用这一矛盾挑起战端，展开变局的重要手段。
国际天秤的失衡
９０年代初期，由于全球性的低利率刺激了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资金流动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开始有结构力量引导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重大经济改革和向全球竞争开放了自已的市场而为经济长期增长迈开了第一步。
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还指出，流到亚洲的外资去年从650亿美元增加到810亿美元，增幅达25％，相等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总数的三份之二。
《纽约时报》发表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言：过去25年来，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多一倍。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来得高。马来西亚和泰国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其定义是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在印尼，贫穷率由1975年的64％下降到1995年的11％。这些成就是由健全的政府收支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和有效的体制所造成。到头来，经济成功协助使东亚成为世界上获得最多外来投资的地区。在90年代，东亚吸引到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总额四成以上，光是1996年就有1090亿美元。此外，东亚储蓄率高，占国内总产值三分一以上，等于外来投资六倍。这些储蓄使东亚国家的投资能保持高水平，其中多数是用在教育和培训等领域。
是全球化提供了变局的背景
资本市场全球化加速发展，并从另一方面加强了通过贸易实现的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一进程目前正在引人注目地围绕着发展中国家进行，并且有望通过全球私人资本市场把占世界五分之四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这一经济循环中。
曾在上届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兹认为，在未来十年内，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趋势还会持续。这主要是由于下述原因：一是通讯技术上的进步、越来越低的运输成本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全球化等结构上的变革，正在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加速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已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开放方面进行了基本的变革。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已开始在重建和改革管理体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已从政府部门转向私人企业。公共部门的借贷已占总私人资金流动的不到五分之一，多数资金则通过市场渠道流入发展中国家。此外，虽然１９９４年美国提高了利率，１９９５年又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但过去三年来，私人资本流动继续增加了５５％，可见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趋势回弹力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劲。同时，由于过去市场较为封闭隔绝，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速度将更快一点。即使是那些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金融一体化也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选择，而是由市场自主地作出它们的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１９９６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创历史纪录的2440亿美元，比官方资金要高出四倍。但是资金流入不平衡，大批资金集中流入了世界２０多个国家，而这其中又以亚太地区国家为多数。在未来十年内，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将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一体化向更纵深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私人资本的总体流量将上升，资本流向不仅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资金流动。不可否认交易商们日常进行的数额庞大的全球性外汇交易对有关各方是有利的，外汇交易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使资金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世界银行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在逐步减少，投资回报率也较高，资金投入向多元化方向以及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兴趣上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可望在总体上持续保持９０年代初的水平。但与此同时，流入资金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如何吸引和加强管理资金流入的问题。
在信息社会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的背境下，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随着世界通讯网络和电脑技术的发展及运用，全球资金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金融市场风险增加。1994年至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以及最近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证明，一旦投资对某个国家的投资情绪发生变化从而竞相抽走资金，对该国金融市场的打击也是突然和巨大的。但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则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应试图去改变这一趋势。对外汇交易施加限制或者试图控制外汇的流量可能会导致出现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不利后果。
全球化断开的裂痕
智利《信使报》10月7日发表博利斯·；约波的文章言：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没有哪一种关系比世界全球化进程更为突出了，特别是它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它对不同社会产生的影响。那些传统的主权国家由于越来越受到地球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快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环境。
确实，这种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通信和知识传播方面的一场革命，而且生产自动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因此，人们建立了一种相对共识，即这一进程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人类发展也是有益的。
尽管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问题，并且包含着大量没有把握的情况。使国家经济不稳定的投机资本的流动、毒品工业和跨国性的犯罪活动、民族主义的重新出现和对待移民的排外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现象，都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全球化进程引起的最大争论是国际和国内阶层的重新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已经开始把一些地区、国家和社会阶层排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带来的利益之外，与此同时，还使他们失去了就业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稳定性，而这些都曾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建立的所谓“福利国家”的支柱。例如，从世界范围讲，1996年私人资本投入的2250亿美元，基本上流向了在中，短期内有较大发展前景的20个国家，而其余地区，特别是落后的非洲地区，则明显地被排除在外。此外，从国内范围讲，即便在已经实现经济增长并且适应了世界经济新条件的国家里，也存在着一道“不公正的裂痕”，这种裂痕在两种人之间有时会越来越大，一种人随着全球化会得到巨大的好处，而另一种人则没有太多的技能，时常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威胁。据199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说，近年来，许多国家中出现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差异加大的现象。对89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同80年代相比，目前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无阻无碍的飘荡幽灵
在当今，国际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联合国贸发会议说，全球不断扩大的市场促使199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0％，达到3490亿美元。如果包括外国公司向海外附属机构的投资，外国投资总额将增加三倍，达到1．4亿美元。1995年比上一年增长40％。199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增加的幅度更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现在世界上有72000亿美元游资，也叫做热线。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就可调来。它们有的叫石油美元，有的叫欧洲美元等。此外，全世界有不少国际银行，如世界银行，还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州开发银行，从这些银行贷款出来的国际贷款也相当不少。
全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那么有效，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问题。
所引起的最主要的变化来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作用。在经济封闭的国家，政府开支增多和货币增多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量，但是在长期内，一个是提高利率，另一个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在对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这些杠杆的影响取决于汇率。如果汇率是固定的，那么财政政策非常有效，而货币政策不显眼；如果汇率是浮动的，那么货币政策非常有效，而财政政策不显眼。只有在一个领域，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限制一些政府的选择能力：汇率。在资本不能流动时，一些政府至少在短期内能保持固定汇率的稳定，同时仍能利用货币政策扩大经济。这种情况已不再可能出现。在资本更加流动的世界上，如果一些政府想固定自己的汇率，那么货币政策就必须是完全为了实现那个目标。
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开始撤出一个国家并抛售这个国家的货币，那么利率必须提高到足以制止资本流动的高度，否则汇率限制就会打破。如果银行系统虚弱，那么利率提高就可能引起银行普遍倒闭。汇率同某种外国货币挂钩并不会自动地使一国经济更稳定。如果国内经济政策与确定的汇率不一致，那么固定的汇率反而能导致经济更不稳定。
但是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相对规模小和不发达的国家如果对外国资本开放，那么风险确实要比先进国家这样做时大。一个风险是，如果像墨西哥1994年或泰国1997年那样，投资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丧失信心，资本可能突然逃走。另一个风险是，投资者可能丧失对一个国家的信心，因为这个国家周围的国家出现了麻烦。
全球讯息化：金融风暴的技术平台
这次在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使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自来就受到充分颂扬的新型概念和历史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究竟是福兮？抑或祸兮？
我们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切体验和领悟莫过于得自最近数月世界上发生的触目惊心事件。金融危机从东南亚肇始，北移韩日，西走欧美；股市指数从香港到澳洲，从纽约至拉美，当即反应，同涨同跌。经济灾情仿佛是自然界的风和云，飘荡自如，任意东西，在全球畅行无阻，绝无国别疆界之分。而发达的现代电讯技术也展示出了可怕的渗透力，无所不入，纤毫毕见，在它的面前，东西方与南北经济之间的差异和高下立判，后进国家或经济小国酷似一个可塑性极强、透明度极高的物体，可以任由西方经济大国随心拿捏，任现代新殖民主义和各种图利或政治颠覆性的阴谋恣意纵行。
全球经济和电讯产业一体化，一向被潮流性地看作是跨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相辅相成的“基本路线”。为了及早跃上这条快车道，以西方发达经济为主要背境的世界贸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