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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
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
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
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
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
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
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
。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狐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
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
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
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
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
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
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
子上狐叭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
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1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
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饿。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
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并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
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
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沾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
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
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
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垦号、方括虎圆
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
，他们有野心，恩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做
、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
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
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
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
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紊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
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
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
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
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
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一
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死亡的痛苦、没有死亡的恐怖的天堂。
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是正确拼词和添标点符号，报上有何种灾祸都
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词儿拼写的是否正确。
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只新战舰、一场瘟疫
、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
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者的眼
睛，可是什么也穿不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乌小姐）给印度人
阿格哈·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
“我于六月六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
永远很幸福的。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
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
意的事情，“请往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打电话或写信。”
他猜你在想什么真是猜得棒极了！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
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
那些给他汇钱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
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
珠的谈话，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的”或东方
珠和“养”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城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
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同一天在奥地利
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出生在一个人的胃里，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
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来：她正在英国海德公园里休息。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画
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总统她也能成为十二
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采访维也纳的亨姆霍尔先生的一篇访问记中我读到
……亨姆霍尔先生说，“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是不够的，
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
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煤矿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
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
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的他们也去了。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了大雨，使国王和
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碎的还是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
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用来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
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适意的职位，这几乎难以置信。在美
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来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这种气质的人
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那边你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要当美国总统，
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这儿却不同了，这儿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零蛋，如
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你能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
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
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
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
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
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
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
不是本地人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
，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
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
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
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
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
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
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
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
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
，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人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
通过衣物绞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
下来，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
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人的虚
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
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
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
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
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
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她真的
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
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
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
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
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
预备好了。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下那条被人来回踏了许多遍的小径，一边如饥似渴地
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也令人满意，我仍不时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
，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
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
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乱了，像插在泥沼
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
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
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巴
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人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状
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
的是这种热情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
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
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
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了。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
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
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
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
，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