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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
舆论界对上海男人发起的第二波围剿当属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时期的“围剿”因为由左翼作家的“加盟”，而显出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文化批判味。先是由沈从文挑起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接着是在北京（原为北平）的《新中华》杂志开始公开的讨论。一时间，有关“京派”、“海派”诟病之争为当时世人耳熟能详。沈从文认为，“海派”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
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①沈从文：《论“海派”》，1933年）而鲁迅先生则是将“京派”与“海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较，借“京派”之眼来隐贬“海派”是无文化可言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①指苏州；梅兰芳的原籍应是江苏泰州）。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京派”与“海派”》署名栾廷石，1934年）虽然沈从文和鲁迅在提“海派”时都没有加上“男人”二字，但凡人读之便晓：若非男人，又能是谁呢？继“海派”讨论之后，同在1934年，《新中华》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广向文界征文，收到文章百余篇，茅盾、郁达夫、王造时、章乃器、沈志远、孙本文、吴泽霖、李石岑、林语堂等许多著名学者、文人撰文应征。征文名为谈“上海的将来”，所收之文，无一不鞭挞当时上海人初现于洋人面前的那种有损中华民族风骨的奴性与媚骨，以及对自己本民族的骨肉同胞反而恃强凌弱、自身相煎的现状。用于光远先生的话说，征文“一半以上是从民族主义出发，批评上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源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是洋化的丑恶的世界，所用的词汇有吸血筒、剥削阶级的压榨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源地、军阀老哥倾销中国的拍卖行、中国畸形发展的象征、国际殖民地的都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之大本营”。（①于光远《上海“闲话”》）而另一半则是揭露那时期由一些本土的男人组织起来的帮会，如青帮大亨杜月笙、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他们将上海的地痞们笼在一起，充当洋人买办资本家的帮凶，替洋人压迫中国人，使得整个上海社会乌烟瘴气。文人学子无出头之日，要找出头之日，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奴颜婢膝地成天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应该说，由于不少左翼作家的加盟，使得《上海的将来》征文在社会上乃至上海男人的心中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有人认为上海的男人有点儿“四不像”：不像洋不像土，不像男不像女——主要表现在见了洋人点头哈腰“像雌类动物”，见了本土人便“洋洋得意”，恨不得自己就是一个洋人，“像雄性动物”。而后来的于光远先生则对上海男人的“四不像”也发表了他的见解。他把这种“四不像”归咎于种族混合，然后说：“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中西通婚之渐多与杂种子女之增加，是其表征。将来的文明，或者不单是中国的文明，便创造在这些杂种人手里，而这些人亦渐露圭角了。”（①于光远《上海“闲话”》）一位署名“钱芝君”的作者在他应征的作品中就用一连串贬义词，称“上海就好像黑炭球一团，尽是黑暗、丑恶、污浊、悲惨、紧张、失望、眼泪、鲜血、尸体”。上海的一个个男子汉们，从小开到阿飞，从青红帮到斧头帮，就是在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废墟’上不思进取地‘窜来窜去’，着实有失我中华男儿‘大丈夫气慨’之体统。后来周作人也抨击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①周作人：《上海气》）；而钱钟书则更是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的人“也能产生出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①周作人：《猫》）《新中华》杂志的作者多是上海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不管他们对上海抑或“海派人”再抑或“海派男人”持什么样的批判态度，但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在他们对当时上海的评论中，民族主义和救国意识已经成了进步思想的主流。而民族主义和救国意识是靠人做出来的。那时期的社会处于动乱无序状态，上海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根本就并没有民族意识，因为他们经过西方文化几十年的打磨，思想品质已经基本“洋化”了。文人、作家算什么？文人、作家能像洋人那样教阿拉如何摆脱“土味”吗？可想而知，《上海的将来》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舆论界也仅仅是“火”了一阵子，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鲜见媒体有稀稀拉拉的就事论事的对上海人排外行为的批判，也不见有谁发起过有关上海男人的讨论。直至建国后的六七十年代，“海派”“四人帮”把整个中国搅得乱七八糟，被阶级斗争“斗”昏了头的国人一致清醒地认识到，上海人是不能随便乱诟病的，否则将很可能会有政治生命的危险，于是那时期就连我在前面所比喻的“稀稀拉拉的就事论事的批判”也不见了踪影。
上海男人何以成为众矢之的
上海人再次被世人“拿”出来“说事”，可以说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有关。在计划经济年代，上海就一直是充当“老大”的角色，当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政策时，上海人突然适应不了了，或者说是上海人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下如潮水般地“下海”到上海来和上海人抢饭碗的外地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类锐化了。上海人保守、小气、琐碎的名声因此广为传扬。余秋雨曾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①《文化苦旅》）这里所指的“上海人”，无疑就是上海男人。而易中天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
声也不太好”中所指的同样也是上海男人。“外地人是有些喜欢嘲笑上海男人，但他们却并不嘲笑上海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还会在心里给上海女人打高分。至少，绝不会有人说上海女人最不像女人。”（①《上海滩》）既然上海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么，根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们的男人也不该完全像男人。不该完全像男人的男人是什么样的呢？像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中所描述的那种“对女人说话嗲声嗲气”或“对老婆教导服服贴贴”的男人。一些有个性的上海男人是承受不了人家“雌化”之轻的。何况龙氏还是个女性！于是便引发了我在本书开篇谈论过的上海男人到刊发龙氏文章的杂志社“讨教”的局面。孰知这么一讨教，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便再度在社会上掀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精明的上海男人几乎成了各类论坛中的众矢之的：我说众矢之的，因为我发现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人存心与上海男人作对。大家像是约定好了似的，纷纷都把上海男人说成“不像男人”，并以自己不是上海男人而自豪，或从中获得某种莫名的快感。但凡有资格批判上海人者，“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①易中天：《上海滩》）后来难得见到吴正先生替上海男人挺了挺腰杆儿。他说，北方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①吴正：《理解上海男人》）全国人都向往着上海，因为上海是国内最大的通商平台；全国人都讨厌着上海男人，因为上海男人缺乏“男子汉派头”。因此有人说上海男人整个是一个“雌化”的部落。主要表现在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方面。上海男人的“雌化”性格似乎在许多人的心中都已形成了“定式”，所以，当有谁谁在一起合作什么事时，旁人一问合作者是上海的男人，定然会有本能的反应：你怎么和上海男人合作？言下之意，就不用再多说了。其实想来，有相当一部分不“雌化”的上海男人也挺冤的。但有什么办法？谁让那些“雌化”了的上海男人那么张扬，或者说，心甘情愿地被身后的女人逼着去张扬？再从文化层面来看上海男人，似乎也乏善可陈。有人将京沪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作京派与海派的对峙冲突，并诠释其中深刻的意义和内涵：京派是贵族的、高雅的、严肃的、传统的、学院的、官方的；海派是通俗的、大众的、白相的、功利的、商业的、摩登的。如果是对男性魅力的视觉评价看，京沪的差别就更不在一个档次了：北京人认为男性的魅力应该看他能否能征服傲慢的女人；而上海人则认为应该看他能否被傲慢的女人所征服。也就是说，北京市民的文化一向是以男人为图腾标志的，而上海市民的文化图腾只是在旧上海时期还有上海滩文人大亨，除了功利至上的一些标志物外，实在很难让人找到她的一些传统特色。上海的男人对文化的理解有那么一种玩世不恭的意味，不像北京的男人，因为生长在皇宫边缘，对文化的理解或多或少都夹杂着某种宫廷式的庄重与凝重。上海似乎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文化底蕴的落后，所以在外地人多番的病诟下，上海“横下一条心”开始了她的文化粉饰。为了脱俗，各种独特或能展示个性的建筑四处可见，但却忘记了弘扬本民族的风骨；为了体现高雅，各种版本的芭蕾《天鹅湖》一演再演，但市民们除此之外再也难以说出其他芭蕾经典；为了塑造城市形象，所有大小公园都树起了雄浑质朴的各种雕像，但比雕像更无动于衷的恰恰是看雕像的人；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品味，大剧院外的酒吧、咖啡馆鳞次栉比，但却打造了更多的男不男女不女的所谓“小资男人”。有人说，上海文化消费是一个欧美港台消费时尚的最佳平台，却鲜见能有原创的能鼓起民族自豪感的东西，难得让人亢奋的还是至今犹听不厌的《夜来香》。然而上海的文化并不末落，因为她本身根本就没有兴起过。在国内，上海是个经济一流政治二流文化三流的城市。女人有幸成为这座城市的市民，因为她们不但因为经济环境优越而活得很从容，而且还可以理直气状地数落那些没有迎合海派城市部落文化的上海男人，相比之下，上海的男人就显得有些不幸了。曾如余秋雨所说：“无疑，上海（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①《文化苦旅》）客观地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称不上美妙之作。不过这倒也好，有龙氏起了这个头，众多舆论界与文界人士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上海男人”的讨论自然就热闹非常了。有如张亚哲说：“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①《乱谈“上海男人”》）陆寿钧也说：“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①《也说“上海男人”》）而沈善增则认为“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①《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至于杨长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