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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不同的是，《太平记》里的悲壮美或模式性相对淡薄。在《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王朝式抒情尚具生命力，可以借此表现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同时胜败已经分明，败者平家已被消灭。从平家灭亡到 《平家物语》受到推崇，中间隔了近200年时间。相反，《太平记》中的战争却十分切近，直接反映在“物语”叙事的文学视野中。且给人以动荡、浑沌、复杂之感。
《太平记》的作者不明，相传是一位叫作“小岛法师”的物语僧人。或由多位僧人合作而成。作品中，禅宗思想十分明显。因而有人推断作者是禅僧。《太平记》描写了跨度50余年、频繁激烈的战争场面。错综复杂，给人以散漫之感。比较而言，第一部的结构情节较为明晰；第二、第三部由于事件过份复杂，略微失去统一之美。而且，第二、第三部过份热衷于战争场面的描写，给人以阴惨残酷的印象。《太平记》的作者在反映时代思潮时，同样渐渐淡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在时代性群体意识作用下，作者喜好表现男性特征，例如勇武、刚强、壮烈、果敢之类的英雄形象。相反，对于自然、人生的观照却趋于简单。作者注重的是现实性的扬善抑恶或敬神崇佛。因而作品有道德性、教谕性或宗教性倾向。说到底，作为作品的指导性思想，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美学意念，而是现世的伦理观念，且儒教、禅宗、武士道三位一体。从艺术上看， 《太平记》显然不及《平家物语》那般完整统一，且缺乏优雅诗意。但是，作品却透现出时代的光彩，发扬了刚劲遒健的民族性格。而且，《太平记》具有史书价值。它是考证吉野时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还是一部兵法历书。
《太平记》颇受日本读者喜爱，对日本后来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中世文学中值得一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吉田兼好的散文集《徒然草》。从文体上讲，《徒然草》中的散文有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兼好在记述、描写以及论述等各方面，文笔非凡。因此，《徒然草》被誉之为古典范文。从思想上看，兼好具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对古代充满憧憬，一方面又受到新时代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则是拟古文体和新文体的并存。
兼好精通日本中古时期的文学，同时对中国文学、儒家学说、老庄思想皆有所好，对佛经亦了如指掌。博学多识，使他的作品复杂深邃。兼好的“古代憧憬”首先表现在崇奉平安朝时期的优雅风俗。其次，则对平安时代的自然观、人事观、文学观，别有所好。例如，《徒然草》中的“四季评”、“花月评”之类，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独自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又映现出古典式的美学情趣。《徒然草》的第三特征是某种现实性的人生观照。
散文名作《徒然草》，对后来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曾有很大影响。
近代的摇篮：“江户文学”
近世文学始自庆长八年 （1603）德川幕府成立。近世初期，仍然处于动乱时代。在德川幕府确立政权的过程中，已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所动摇的中世价值秩序，进一步趋向崩溃。但新的近世性价值秩序尚未确立起来。近世文学的基础正是这种“演变”中的时代氛围。此期文学的特征，首先是继承了中世文学平民化、“下克上”的传统；其次是对新秩序的怀疑或反叛。德川幕府的第一政治特征，在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手段，则有轮换谒见制度的确立、闭关锁国方针的制定等等。精神方面，相应地极力推崇儒家道德的教化作用。政治上的渐趋安定，则使货币制度确立起来，经济活动得以发展。相应地，文学的读者面逐步扩大，渐渐包容武士阶级与商人。
此期文学包括种种类型，如“狂言”、“俳谐”、“假名草子”等。“假名草子”是一种通俗性带插图的小说，且特指17世纪以后、井原西鹤《好色一代女》（1682）刊行以前的一切散文作品。因此，假名草子包含的内容繁杂，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新时代的风尚、风俗或思想倾向。同时在多种素材、文体、方法中，已可窥见近代小说的萌芽。俳谐的创始人、集大成都则是松尾芭蕉。松尾芭蕉生于正保元年 （1644），原名松尾宗房。早年，他随北村季吟学习俳谐，并广泛涉猎古典名作。除了涉足文学，芭蕉还在佛顶禅师门下参禅，学习书法与绘画。这些都是相互贯通的门类。芭蕉做过官，失意后浪迹四方。因此，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羁旅生活的佳作。如最后一句“病中吟”写道：
荒旅病中吟，魂萦梦牵寄枯野。
吟毕，芭蕉客死旅途。松尾芭蕉是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的俳谐诗人，具有极其独特的人生观、俳谐观，是在遁世般生活中体现伟大人格的俳句家。他热衷于俳谐形式与内容的革新，终于使俳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他一生发表了无数俳谐作品，后人编撰成集的有《芭蕉俳句集》、《芭蕉翁全集》、《芭蕉一代集》等等。
实际上所谓俳句，不过是联歌的起句独立成诗。联歌，则是和歌的一种类型，由多人创作。因而某种意义上属于游戏文学。俳谐（俳句）则不同，既然“起句”单独成诗，便成为单个作家的作品，因而便于展示作家的个性。俳谐的形式过于短小，只有 （5·7·5）17个音节，于是无法表现过多的内容，只能以最为凝炼的文字，富于启示性地同时激活读者的艺术想象。这也是俳谐为何特别富于禅意的主要原因。
芭蕉死后，众多弟子将俳谐发展成为大众化的艺术。然而同时，大众化使俳谐流于通俗。芭蕉式俳谐的风格，至元禄末年（1700年前后）已不复存在。
井原西鹤宽永19年（1742）生于大阪。身世至今不明。西鹤早年也由学作俳谐起步，且有不少作品留传下来。但他的文学才能，却表现在某些与众不同的方面。例如，他能在短时间内高速地“生产”俳句。借妻子病故之机，他刊行了俳句集《俳谐独吟一日千句》。同年冬天亦即1677年3月，西鹤在生玉本觉寺创下新的记录，一昼夜独吟俳偕 1600句。同年五月题为《俳谐大句数》出版面世。西鹤的独吟纪录后被月松轩纪子的1800句和大定三千风的3000句所打破，但延宝八年 （1680），西鹤又创下一昼夜独吟俳谐4000句的空前纪录。但是作为诗歌艺术的俳谐，其本质并不在于速度或数量。实际上西鹤使俳谐沦为一种游戏或模式化的产品。
西鹤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随着俳谐大师名声日涨，他更加沾沾自喜，意满志得。可幸的是，在这种游戏般的俳谐制作中，潜存着井原西鹤的小说才能。天和二年（1682），《好色一代男》的刊出成为以后近世小说的一个转折点。《好色一代男》超越了“假名草子”，创造出新型的所谓“浮世草子”。这里的所谓“浮世”乃“好色”之意。西鹤的主人公世之介正是一个好色之徒，无视现世的伦理或逻辑，一味沉湎于女色世界。例如其中写到世之介 7岁产生性意识；后周游各地，体验、见闻种种好色风俗；继承巨额遗产后，则在京都、大阪、江户各地物色高级妓女；60岁时倦于此道，又与同志者乘船“好色号”前往“女护岛”，后去向不明。总之一年一章，主题却不变。
表面上看，《好色一代男》的作品内容是不健康的，形式上亦有诸多欠缺。但是这部作品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从内容上讲，作品通过一个无视传统性封建道德的主人公，多视角地反映出江户时代的享乐生活与风俗，同时活生生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生活状态或心理。 《好色一代男》表面上拘泥于“好色”，实际上却形象地涉及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例如形形色色的民间风俗或各类人物心情等。总之，《好色一代男》通过西鹤清新的俳谐式联想或文体，以颇具戏谑性的逗笑手法，使读者具体地感知时代与现实。因而，西鹤文学与现代的风俗小说具有某些本质关联。或者说现代日本风俗小说一脉相承于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这里的“浮世”又是现实世界的等义词。在日语词典中，“浮典”具有双重含义。
《好色一代男》获得好评后，井原西鹤告别了俳谐世界而专心创作“浮世草子”。贞享元年（1684），他又写出同类作品《诸艳大■》（即《好色二代男》。贞享三年（1686）刊出《好色五人女》。同年，刊出另一部具有史学价值的名作《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女》以回忆的笔法描述一位老媪的生活体验。其间，直接涉及到现世中的种种女性职业风俗，且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种种心境。《好色一代女》的作品特征在于好色虽为中心世界，作家的视点却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心理与风俗。这种特征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有更加明显的呈现。例如，他还写过《日本永代藏》（1688）之类展现江户町人（商人、手工匠人）经济生活的作品。
井原西鹤确立了“浮世草子”的文学形式。但他辞世之后，“元禄年间”（1688～1704）的小说史则继承、拓展了“浮世草子”的世界。如 1694年出现了夜食时分仍以爱欲题材为中心的《好色万金丹》；西泽一风刊出元禄町人翻案小说《御前义经记》（1700）；都之锦则有文明批评小说《元禄太平记》（1702）问世，等等。
井原西鹤所创立的“浮世草子”被称作现实主义文学。然而中世中期，这种文学逐渐衰落。原因在于亨保年间 （1716～1736）商品经济获得了必然的发展，相反，政治体制亦即幕藩体制却极大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幕藩当局实施了所谓“亨保改革”。改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文化上“亨保改革”相应地提出一系列限定措施，如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等。因而此期被称作“封闭时代”。此时值得一提的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是近松门左卫门，他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净琉璃”艺术。
近松生于承应二年 （1653），原名松森信盛。近松早年亦曾涉足俳谐创作，直至天和三年 （1683） 31岁时，他才转而开始创作净琉璃。净琉璃有多种形式、流派，说到底是一种带伴奏、表演的说书艺术。近松门左卫门是在净琉璃、歌舞伎已获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其独特创作的。他的主要作品有《世继曾我》（1683）、《出世景清》（1685）等。不过，近松门左卫门的代表作品，却是第一部所谓“世话净琉璃”的《曾根崎情死》（1703），这部作品取材于同年四月七日发生的殉情事件。酱油匠德兵卫与妓女阿初相爱，却受到恶棍九平次的陷害，不幸在曾根崎天神森林中双双殉情而死。近松以哀婉流畅的写实笔法，将这悲剧故事描写得哀怨动人。 《曾根岭情死》与此前净琉璃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容方面。过去所谓历史净琉璃，多描写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而近松门左卫门的“世话净琉璃”，却描写当时默默无闻的庶民生活或微不足道的事件。总之，将町人或武士社会的现实状况，搬上写实的舞台。《曾根崎情死》确立了“世话净琉璃”的新世界。近松后又陆续写出许多同类优秀作品。例如描写纸匠治兵卫与妓女小春殉情悲剧的 《情死天纲岛》（1720），展示失足青年与兵卫恶行及邻人苦恼的《女杀油地狱》（1721），这两部作品堪称“净琉璃”艺术之最高成就。由此亦可窥见近松晚年的艺术面相。当然，他也写过不少“历史净琉璃”，如《国性爷会战》 （1715）和《平家女护岛》（1720）等。
中国的儒家学说尤其是“朱子学”，在“近世”的日本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原因在于，经历长期的战乱之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需要建立起某种秩序。而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朱子学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不过，当时日本的一些学问家并未照搬朱子学说，只是杨弃式地借用。例如仁齐就对立于“朱子学”静止不动的道德论，指出宇宙的本质是生命流动的运动性，因此，道德是在人类自然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这种认识反映在文学中，则将历史真谛置于传达人情的真实上。文学的使命，首先即表现的自由。同样，另一位哲人本居宣长谈到文学时也说，人心深处的真实存在于超道德的层次之中，而文学的作用正是在于发现这种真实。这种观点对近世以后的日本文学发展，显然有过重大影响。
18世纪后半叶，江户（德川幕府时代的东京）的都市文化日趋繁荣，于是产生风来山人执先鞭的“戏作文学”。“戏作文学”是江户后期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