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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毛作为一位圣人和导师，采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把人民大众引人政治生活，使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像本世纪初梁启超那样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敏感却又经常反叛的农民自治。孙中山把教育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则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后来倡导的平均主义的秩序仍然由一些党内精英管理。来中国的旅游者都对中国强烈的等级观念感到惊异。现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仍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也为党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口号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感震惊。
总之，毛为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由人民来领导，民主参政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毛是个伟大的鼓动者，他向人民宣传农民权利、妇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学技术、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传也是有代价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须削平山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性格，就必须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识、压制个性。知识分子渴求书本，同时又惧怕教条主义的组织者。高等教育终止了5年，代之以技术培训。中国有些人争辩说，就是尖端技术需要时也可以进口，认为“纯科学”是没用的，他们只看重“实用”。很奇怪，这一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导道德品质（红）而反对物质技术（专）的人，让人想起19 世纪的儒家官员。在儒教帝国中，文人低毁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掌权。那些用孔教教义打扮自己的狂热的保守派耽误了一代人向中国现代化迈进。我并不是说毛与19 世纪的那些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肆意攻击对方，历来是中国人也是毛的习惯。在政治局内部矛盾冲突的背后，还有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东西。
北京的路线斗争反映出北京的历史，同时也产生出两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即把毛反对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特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重视、培养必需的现代科技管理专家。“红与专”、政治道德标准与技术生产能力仍将是一对矛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旁观者只能透过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地感觉到。问题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员会像座城堡，一切行动不为人知；外国记者被当成间谍，他们为弄懂中国政策，被迫像中国人一样学习晦涩的词句和间接的厉史引喻。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也许，还需很长时问。1860年，英法的枪炮使西方外交宫能长驻北京，此后17年，中国的外交官才被派驻欧洲各国首都。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去评价中国，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不是一般人物。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人发动的伟大革命中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反对这场革命。我们根本没必要与中国人在朝鲜开仗；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并准备开赴鸭绿江、征服北朝鲜之前，周恩来就警告我们，中国不会坐视紧邻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友好邻邦被公开的敌人占领。在朝鲜，我们造成中国伤亡100 万人。这之后，我们又对北越狂轰滥炸，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这是对所有中国飞行员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这一切，最后，他邀请我们战败的领导人访问北京，因为这时与苏联相比，我们对中国的威胁变小了。显然，他还会就国家大事与这个洋鬼子饮茶座谈。
在周恩来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帮助下，毛领导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现在这一时期已告结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能对中国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吗？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以往一样仍孜孜埋头于国内事务，我们只有突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自己努力了解中国。毛、周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如果我们既要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又要保证台湾的稳定与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关系，那就必须学习毛、周的深谋远虑、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错失了良机。1949年以前，我们与中国接触很多，却没有把握住机会。中国革命领导人在掌权之前就已广泛接触了美国人和美国方式。周恩来与马歇尔将军谈判过。周的情报主任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他的姐姐和罗斯福夫人一起工作过。中国派往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毕业于清华大学，该校是美国用清朝庚子赔款援建的。他在联合国的继承者曾就读于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埃德加·斯诺为毛写传记。当人民共和国在延安还处于酝酿中时，到那里去的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正因为1949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共产主义革命才觉得必须清除这种影响，因而，美国人有一种“失去中国”的感觉。但从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历史中站错了立场，但中国人了解了美国，并觉得可与美国重修前缘。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熟悉我们的一代中国人已经消逝。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教授和科学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1946年马歇尔将军斡旋失败后，中美之间产生了隔阂。那些发动伟大革命并知道美国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国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们从教科书中得知，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是被打败的轰炸越南的国家。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关系消失了，其实我们本应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设意义的接触，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毛、周时代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通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变得平坦。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6年3 月26 日的《每日新闻》，其余选1976年10 月14 日《纽约书评》中的《论毛之死》。
第三章 正常化之路
冷战时期，美国对“共产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何时何地出现，都强烈反对。现在，美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转变。
首先，中苏关系破裂是6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70年代导致了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平衡关系的构想。回顾以往，我们应对用如此长的时间才承认中国和北越出现的民族共产主义感到惊奇，我们关注的是“共产主义”的极端邪恶，并不相信它会在莫斯科的国际阵营中受到国际强权政治的危害。我们对60年代出现的中苏关系破裂熟视无睹，不予重视。赫鲁晓夫突然把成千上万的苏联工程师和顾问连同图纸一起撤出中国，世界上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无不为此感到震惊；而不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却只是猜想“共产主义者”又在玩弄什么新计谋愚弄他们。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在1960年之后，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已公开互相攻击。我们卷入越战，声称是为了把越南从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地的触角下拯救出来。整整八年，我们试图阻止北越统一越南，以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向南扩张。但结果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成了兵戎相见的死对头，这一事实使60年代美国参与越战显得更为荒唐。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些犹像和不情愿，毛领导的中国并不像冷战时期美国舆论宣传的那样在亚洲扩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从1962年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得出以上这一结论。
最后，60年代毛的闭关锁国政策显然未使中国有所收益；中国不得不对外开放，扩大与外界的交往。这意味着，美国在改变与台湾关系的前提下，可与中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使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继续保持台湾省的自治。1984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显然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15 重新评估中国的扩张性：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
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北京的“扩张主义”。印度宣称，l962年10 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这无疑更加深了美国认为中国是“扩张主义者”的印象。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仔细研究过中印边境冲突的材料，驳斥了作为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错觉，其次是美国人的错觉。他告诉了我们中国人处理边境争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关系——的方法，并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特别是台湾问题，提出了可供思考的问题。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曾就读麦克基尔和剑桥大学，在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办事处工作过三年，后于1959年作为《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报道了中印边境争端以及尼赫鲁政府最后几年的情况。周游印度八年后他回到伦敦，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著书立说。如他所说，在近期发生的国际冲突中，还没有比中印冲突“记录材料更全面……却又被如此广泛误解的”。像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边境：边境争端的起源》和《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国研究学者一样，其丰富而全面的历史材料不仅源于亲身经历，还来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即使马克斯韦尔没有北京方面的内幕材料，从印度方面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方面却越来越无理、不理智。尼赫鲁反复强调（l）为了和平事业，他愿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举行会谈，但（2）他绝不就印度神圣的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的区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时也避免向中国就边境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中印边境问题为政治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不像今天的台湾问题那样充满火药味。2000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在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各自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中国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以后，马上对以前帝国主义统治者设置的边界提出归属声明。
因此，1911年，当中华民国结束清王朝统治以后，马上声明拥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蒋介石也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使这些声明付诸实施。今天，中国人仍为外蒙古处在苏联的支持下保持独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从未把西藏变为保护国，使之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权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把它称为“中国西藏地区”时，从国际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
中、印有争议的地段是东、西两端的边境。在东端，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麦克马洪线，其实不过是一个叫亨利·麦克马洪的英国上尉在1914年划定的界线。中国对此从不承认。此线在阿萨姆平原以北140 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东延伸。在英国人撤走前十年，印度声明此线重新生效，并把边界哨位移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他们继承了这块占领来的土地。中印边境的西端更不明确，既未划定，也未撤销原划定的边界线。在印度的英国总督曾提出过三种不同的方案，这三种方案又演变出11 种不伺的计划。1954年，印度根据尼赫鲁的指示，采取早先英国总督提出的边界方案中最为激进的方案，声称对喀喇昆仑山以外直到昆仑山脉，包括阿克赛钦（AksaiChin ）或称“白石沙摸”在内的区域拥有主权，尽管印度巡逻兵从未向北深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印度发现中国在1956年至1957年间，已经修建了一条750 英里长的公路，由莎车（ YarKand ）穿越阿克赛钦到喀托克（Cartok），把西藏和新疆连接起来。① 西藏和中亚商人一直在利用这条惟一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印度人或印度政府的代表从未到过这一地区，印度在1958年才对这一地区提出正式的主权声明。
① 指新藏公路。——译注
虽然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0年代，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印关系“亲如兄弟”。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著名的政治家；印度同共产主义中国竞争，要引导亚洲的发展。两国的福利和发展都不依赖被上帝遗弃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群山峻岭中的双方边界。它除了成为尼赫鲁和全印度爱国主义表现的焦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