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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宝严于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听受的达五百余人。义柔精究《华严》，有华严法师之称。惠寂从汾州天宁寺宝和尚受《华严法界观》，后弘化于鄂城，转徙流离，不废讲说。遗憾的是三师著述都已失传。苏陀室利传系印度那烂陀寺高僧，以专精《华严》著名。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率弟子七人航海来华；弟子中三人中道折返，三人死亡，仅一弟子相随，历时六载才到达五台，未及宣译，即示寂于五台灵鹫寺。
密教在辽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冲和知玲。相传法冲于大定三年（1163）和道士萧守真角力获胜，所习教法未详。知玲从嵩山少林寺英公传总持法，后于皇统中（1141—1149）住河北盘山感化寺专弘密教。从现存五家子砖塔遗构推测，似金刚界曼陀罗法仍在流行。他如《华梵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大准提陀罗尼》、《佛顶准提咒》等，在民间亦极流行。又遗留在河北房山云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遗物上，发现和密教有关的文献也占大多数，这主要是承受了辽代佛教的影响。此外，西域密教僧人来华的，有北印呼哈（啰）悉利和他的从弟？σだ绕呷耍怖裎逄ā⒘檠抑钍さ亍：艄？啰）悉利于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迹不详。
金代弘净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禅悦、行秀、广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1149—1222）于大定年间（1161—1189）历主燕京崇寿、香林诸寺，日课佛号数万声，感化甚众。广思于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结白莲华会，谨守庐山慧远的规模，开北地莲社念佛的风气。关于净土的著述，有万松行秀的《净土》、《洪济》、《万寿》、《四会》等语录及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严而受丛林敬仰。悟铢（？—1154）兼通经论，尤为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广恩，都以戒师著称。法律（1099—1166）于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净垢寺，皇统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万余人，后为平州三学律主。广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开元寺，度僧千余，著有《密莲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1185—1231），他是章宗朝的进士，初宗儒学，反对佛教，后读佛典有得，喜和禅僧交游，曾师事万松行秀，撰《鸣道集说》，批判宋儒的排佛论，主张三教调和之说，对于当时人士影响极大。又撰《楞严经解》、《金刚经解》、《西方父教》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华严圆融无碍的教学，以佛教为中心，实践以禅为主体，这样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会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征，并反映于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金代文献残缺，关于这一刻藏事业原未见记载，直到1934年，偶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其印本。据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现存的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断臂发愿，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始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中间历时三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这部藏经才告成，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面目，又补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对于藏经版本、校刊乃至义学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极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对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亦曾进行续刻，现在续有发现。至于零本木刻经典可考的，则仅有《华严》、《大般若》及《无量寿》等经。
金代佛教艺术之可考的，有建筑、雕塑和壁画等方面。建筑现存的有寺院、塔和经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晋唐以来的门楼廊院环布的传统形式，围墙四面设门，四隅筑角楼，和门殿廊庑相连接。仅其在正殿后殿之间添置柱廊一点，稍异于前代。现存的寺院遗构，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和天王殿，系太宗天会六年（1128）僧圆满重行修建；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系熙宗天眷三年（1140）僧录通悟大师等就辽代遗构重修的。又同省应梁净土寺的大殿，系天会二年（1124）建；朔县崇福寺的阿弥陀殿，系熙宗皇统三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还有大同葾E化寺的三圣殿和山门，五台善文延庆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过殿和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山门等。至于现存的金代佛塔，和辽代的相比，形式上大体相似，但细部略有变化：如各层向上的缩减比例渐小，基坛和初层各方面雕刻不多。立体多层塔有八层、九层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于经律无据。塔身多涂饰白色以象征国号等。塔形有八角五层式的，如沙锅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层式的，如冀东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三层的，如开原石塔，传废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三年（1156—1163）建；有六角八层的，如朝阳五家子砖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层的，如林东街西塔。此外，杂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万部华严经塔以及墓塔诸式。金代经幢大体承唐、辽旧制，更普及于各处。其中梵字幢咒语多用梵书，年月题字用真书，亦有梵书一行和真书一行相间的。经幢中制作优美的颇多，如河北正定龙兴寺东方经幢，山东泰安岱庙经幢，大定准提陀罗尼经幢（现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邻馆内），河北卢龙陀罗尼经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圆教院僧人净璋所造的木雕弥陀像最为著名。关中僧人法诲，以长于绘画著名，华原延昌寺壁画即出于他的手笔，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变相是他个人的作品，法堂华严壁则是和山水名家杨泽民合作绘成的。
元代佛教
元代佛教
作者：林子青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顺帝末年的百余年间（1260—1368）蒙古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元王朝时期的佛教。为了叙述方便，将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时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内略加叙述。自十三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帕思巴圆寂后，他这一系的僧人继续为元帝师的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都家班、相儿家思、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亦辇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释老传》）。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而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
此外，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且禅宗盛行江南，天台、白云、白莲等宗亦相当活跃。但对佛教教义未有多大的发扬，仅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僧尼人数之增加，有甚于过去。而寺院大力经营工商业等，尤成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现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数，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将私度僧尼糀E算在内，恐怕还不止此数。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寿安山佛寺，铸一佛像曾冶铜五十万斤（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
随着寺院的兴造，又规定每寺住僧约三百人，于是朝廷将大量田地给与寺院。例如，中统初（1260）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1312）给大普庆寺田八万亩，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山东益都田七十顷。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成，以江浙废寺之田归之。据大略统糀E，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续文献通考》卷六）。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机构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设有总管府、提举司或提领所来经管业务。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设立主管机构。如大护国仁王寺，有襄阳、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大承华普庆寺，有镇江、汴梁、平江等处稻田田赋提举司。大承天护圣寺，有平江善农提库司、荆襄等处济农香户提举司、龙庆州等处田赋提领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磑、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如皇庆初（1312）给与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即其一例（《陔馀丛考》卷十八）。其在工业方面，如开采煤炭和铁矿，也有寺僧参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权豪僧道擅据矿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纪》）。仁宗延祐三年（1316）于山西五台山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史？仁宗纪》二），这也是前代寺院所无的经济活动。还有银矿的开采虽非寺院直接经营，而其收入却归寺院所有。如至顺元年（1330），闻蔚州广灵县地产银矿，文宗即令中书太禧院派人经营，而以其所得归大承天护圣寺（《元史？文宗纪》三）。寺院的工商业经营，当然和政府赋税收入有关。政府对于寺营的解库，有时禁止，有时命其纳税。而政府对于各处住持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开设解库，也有禁令（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旅馆），其货物照章纳税（《元史》卷十七）。其后更时有明令，使僧道为工商者纳税。特别是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以防止当时富户冒为僧道，规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这是因为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来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经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订，成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当时有《弘法入藏录》，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更召集汉藏大德僧人学士等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异同，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此外，民间私刻的藏经也还有几种版本。先是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经版一副，约六千卷，此即通称的普宁寺本。稍后，在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宋末创刻未完的碛砂版藏经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约1323顷）完成，共六千三百余卷。又在大德十年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大藏中选出南方各种藏经刻版所缺之秘密经类等，刻成二十八函，约三百一十五卷，以为普宁寺版和碛砂版的补充。管主八还于大德六年（1302）以来刻成西河字（西夏文）大藏经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并印施三十余部于各地。又白莲宗复兴而传入福建之后，也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建阳县发起开雕毗卢大藏，得到当时福建行省长官亦黑迷失的赞助，担任了劝缘主，但只刻成《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还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于蒙、藏文大藏经亦于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由嘉漾在内地和西藏地区分别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