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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次（434—490），于永明七年（489）应萧子良之请，在普弘寺轮讲《成实》，并就论文删繁存要，称为《略成实论》九卷。子良即写百部流通，并令周颙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师法云（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别就僧柔、慧次受成实学，后来盛弘《成实》。
三、三论师三论学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辽东人，初入关内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义，周颙因著《三宗论》。既而移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怀、灵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论大义，内中只僧诠习学最有成就。僧诠后住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但继承僧诠的学统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从宝志、彖律师靖公等受禅、律、《成实》、《毗昙》，从僧诠受《智度》、三论、《华严》、《大品》等。陈永定二年（558）应武帝请，入建康住兴皇寺，自后二
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尝承僧诠所说，作《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长江上下乃至关中各地。后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摄论师主要是传习真谛的摄论之学。真谛的讲译，原以《摄大乘论》为宗，讲说之外，并撰述《九识义记》二卷，《解节经疏》四卷等，助成论义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恺（518—568），擅长文学，曾和真谛对翻《摄论》，笔受论文并作疏，七个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后对翻《俱舍》，亦十个月即了，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带他到南方，为真谛菩萨戒弟子，受摄论学。晚年住在江都综习前业，常讲诸论，听众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荣、法侃等。法泰是继承真谛《摄论》学统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经知名，后到广州，入真谛门，笔受文义，差不多二十年，并撰义记。道尼本住九江，曾听智恺讲
《摄论》，并亲受真谛摄论之学，海内知名。后在隋开皇十年（590），应请入长安敷讲，以后南地不复有《摄论》的讲主。
五、十诵律师东晋时，卑摩罗叉校改《十诵》后，曾在江陵的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宋、齐、梁间弘传此学的有僧业、僧璩、昙斌、慧询、慧猷、法颖、僧隐、超度、智称、僧璩、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业（367—441），从罗什受业，专习《十诵》，厘定戒本与广律不同的译语，罗什赞叹为后世的优波离。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继在吴中讲说。慧询亦从罗什受业，尤长于《十诵》、《僧祇》，后回到广陵、建康弘讲。慧猷住江陵辛寺，专修律典，深通《十诵》，讲说不断。南方的律学差不多局限于《十诵》一律，到齐、梁间由智称弘扬，遂极一时之盛。智称（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后，专修律部，尤精《十诵》。后在普弘寺开讲《十诵》，并著有
《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齐、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师，出家后，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竭虑钻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吴中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诵义记》十卷。法超，是智称的弟子，曾摘录律部要文成《出要律仪》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于陈代。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义疏》、《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六、涅槃师主要研习弘传凉译《大般涅槃经》。其先，法显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说一阐提无有佛性。龙光道生（？—434）剖析认为阐提也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但经本传来未尽而已；于是唱“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为旧学僧徒所摈斥。于是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涅槃》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说阐提成佛义外，还有顿悟（顿悟成佛）义，论文已佚。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诸义，著《涅槃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涅槃之学渐盛。另外，凉译《涅槃》传到建康时，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曾依据法显译本加以修订，成为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慧观更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槃》为第五时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来说法的归结。又著《渐悟论》。同时罗什
的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又谢灵运著《辨宗论》，主张顿悟。其余的涅槃学者，宋代有慧静等，齐、梁二代有僧慧、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慧静著有《涅槃义记》，他的弟子法瑶，住吴兴武康小山寺，主张渐悟。后应请入建康，和主张顿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经及《百论》的疏释。法瑶的后辈，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后来又受业于昙斌、昙济，昙斌曾问学于法瑶。
僧宗为涅槃名师，讲说将近百遍。其时宝亮（444—509），尤为齐、梁间重要的涅槃学者。他少年出家，师事义学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后住中兴寺、灵味寺，盛讲经论，共讲《涅槃经》八十四遍，其他经论多遍。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义疏》，他于是捃摭诸家的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宝亮的弟子，有僧迁、法云，听讲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师也都是涅槃学者。就中智藏曾讲涅槃，并著义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听众讽诵《涅槃》。法云的弟子宝海也奉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会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573），讲《涅槃》等十八部经各数十遍，并都著有义疏。陈代名僧宝琼（504—584），讲《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总起来说，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兴，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从宋初的法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南地三论学者僧朗、僧诠、法朗等，大都兼习《华严》。由此南朝学派虽甚繁衍，而其间盛衰更迭，亦极多变化。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
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
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彫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