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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中立法制提供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便于在那儿搞情报工作。唯一
的条件是不能针对比国自己。比国的地理条件，也便于迅速联系德国，法国和斯堪
的纳维亚各国。而最根本的是，密克莱在比国有几处站脚的地方，便于经营企业。
我劝柏尔青将军开办商业公司，那是有我的明确计划的。
1937年回莫斯科途中——那是我第二次在巴黎逗留——我在布鲁塞尔略为耽搁，
因为要拜访一位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我一到比京，便赶去他家。
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曾经几次见过他。从1929到1932年，我往往从巴黎到比
京去开会。
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到了1925年，他扔下
一切，去到巴勒斯坦，在共产党里热情工作，并且发挥了他的才能。1928年，他到
比国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那儿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他不久便当
上了商务经理。
然而，莱奥并没有因此而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在比京
的工商界颇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他摆脱了这些
重要工作，今后专搞情报。
首先得把“掩护”搞起来……我们得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橡胶王生产雨衣。莱奥便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自己办一家进出口公司，
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便在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
立。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
公司经理叫做儒勒·贾斯巴尔，是位有声望的企业家。
他的家族在政治界有地位，哥哥当过政府总理。自己在好几个国家当过领事。
他熟识上层人物，工作十分出色。他在瑞典、丹麦、挪威开设分公司。在比国呢，
他得到一些官方机构的支持，因为在那时候都想要重振奄奄不振的出口事业。
贾斯巴尔早就跟莱奥有来往。财务主任纳萨兰·德拉伊也是一样，早跟莱奥有
往来，而且为人坚强，有业务水平，一向反对纳粹主义。他知道赚的钱是用来资助
反法西斯的组织的。
莱奥担任公司经理，密克莱成了股东。企业发展很快。
1940年5 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搞得都不错，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也
有了往来，甚至和日本也有买卖。我们在日本买人造丝。分公司管事的，都是正当
商人，谁电想不到总公司是干什么的。
1938年初夏，我的妻子露芭带了第二个儿子埃德加来到比国。孩子才一岁半。
我一家团聚，完全象个殷实商家，稳当，可靠。露芭自然是个端庄雍容的家庭
主妇，在家务和社交之余，仍然和比京苏联商务代表团的成员保持联络。我们家住
在比京理查．纽堡大街一所僻静的宅子里。莱奥家住得很近：普吕当·伯尔大街117
号。他跟德拉伊和密克莱，既是朋友，又合股经商，当然过从甚密。
不过，有时难免出些事情，妨碍我们走我们选择的道路。露芭在莫斯科到比京
的旅途中，吸取了教训。人们为了避免麻烦，交给她一份护照，身分是法国小学女
教师。也许一些细节没有预先安排好，她在路过芬兰、赫尔辛基的时候，坐出租汽
车，司机是个白俄，向她问道，“你说你是法国人，怎么孩子会讲俄国话呀？ ” 的确，埃德加讲了几个俄文字，露芭没有留神。她答道：“是呀，不过您知道，
这孩子学话特快。他在俄国呆了几天，就有点会讲俄国话了。”
所以，预防是永远不会多余的。
过了几天，我也要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公司的业务，在比京正常开展。我在比京一家大银行里，开了个户。过了
几天，我名下的支票本子老没送来，便跟莱奥一起去催问一下。
得到的答复把我们弄得相当为难。原来不久以前，银行经理处决定对外籍存户
进行一次原籍调查。这就不难想象，到。魁北克去调查亚当·密克莱这么一个公民
自然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果。
我跟莱奥商量一下，决定宴请银行经理。酒到半酣，我便给他编了个小故事。
我说：“我是犹太人，除了办实业，还想给同族人帮帮忙。这些人都想从德国银行
里把存款提出来。这种手续都需要绝对保密，所以我向贵行在魁北克的分行叮嘱过
凡是有人调查，便回答一个不认识。”
经理听了，信以为真，并且表示事前没有接头，十分遗憾，马上去电加拿大，
撤消调查。
过不了几天，支票簿便送来了。为了证实我没撒谎，便存进一笔巨款，算是在
德国的犹太人家汇来的。
情报中心估计我们用商业作掩护，已经站住了脚，便开始派生力军来。1939年
春天，来了个卡洛斯·阿拉莫，算是乌拉圭人，其实在俄国叫做米凯尔·马卡罗夫，
是个军官。
他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年纪又轻，信仰又坚，难免有点贾勇
轻敌，来时脑袋上闪烁着英雄的光环。
这就决定了他为人和当兵的作风。有一天，佛朗哥的部队步步进逼，形势险恶。
守军请空军支援。飞机都整装待发，可是莫名其妙，找不到驾驶员。阿拉莫便自告
奋勇，跳上飞机，扑向敌阵，摧毁了目标，完成了任务，安然返航……问题是有这
么一个细节：阿拉莫不是驾驶员，而是个机械士。
我们第一次接触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八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擦肩走
过，却假装不认得。
又过了三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就不过来，反而急忙
走开。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阿拉莫之所以不跟我接头，
那是因为有人跟踪。我觉得古怪。怎么我什么也没觉察呢？ 只好再打听一下。
结果还是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两次都有人在跑步。”
“你那个家伙是傻瓜。那些人在那儿跑了十年啦I 尽是些运动员，每天都在动
物园跑步。”
我开始怀疑，人们太推崇了阿拉莫。但是他很快就给了我好印象。
当然，有些现象是错不了的，从中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人对交给他的工作
缺乏经验。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能搞好情报工作。他在莫斯科情报中心受了三个月
收发报训练，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是他为人的品质，却超过其他方面。
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业掩护的好处。他被派到奥斯当德去，担任“橡胶王”
分公司的经理，发现他销售雨衣的才能并不怎么样。我能理解他，从西班牙天空来
到比国一家商店里，变化是大了一些。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派一位出色的助手，
霍力克夫人，帮他掌握一应物质问题。
第二个来到的是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苏联军官，也是乌拉圭公民，取名文
森·谢拉，他是1939年夏天到来的。
今后，咱们老要碰到他，用的别号又叫肯特。原定他在比国只呆一年，以后就
去管一个设在丹麦的分行。他和阿拉莫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改变业余爱好者的态度，
而肯特却十分积极，先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会计和商法。露芭也在上大学，
学文学，便负责跟他联系。
这位肯特和阿拉莫一样，在西班牙搞了一些资历，又担负了机要工作，却在我
的心目中，不如后者那样值得凭信。我怀疑他给内政部做工作，同时又搞军方情报。
这种情形并不稀罕。内政部是有这么一种坏作风，派特务钻进红军特工部卧底。
“红色乐队”也不例外，我好几次掌握了证据。
1940年初，我们在商务代表团里，负责联系情报中心的联络员告诉我说，他不
能再管我们的事了。内政部的人经常跟着他。我马上通知代表团团长，盯梢才算停
止。
同样，我在1941年发现负责同维希苏联武官联系的交通员太爱管那些不该他管
的事。
这种联系实在没有必要。自从我当了欧洲军事情报局的代表，觉得这样的联系
方式十分危险，而且很不正常。国外情报网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怎么能通过苏联驻
外的官方机关呢？ 道理非常简单，官方的机关人员都受当地反问谍组织的严密监视，
很可能截留使馆的电报。
和平环境最多过不了几个月，若不加以充分利用，那将是不得了的错误。然而，
我还有一些要紧事没有办妥：建立无线电收发报直接联系；成立可靠的交通员队伍，
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为此，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1938年夏天一直到开战，我们绝对避免搞情报。我们的目标在于巩固商业掩
护，建立基层组织，一声炮响便能上阵。
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大限即将来临！
第三章 幻想破灭
和平得救啦！
这是1938年10月1 日《巴黎晚报》头版的通栏标题。多么好的消息呀！头一天
晚上，达拉第和张伯伦在慕尼黑，答应了希特勒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他们对纳
粹领袖投降了，回到本国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居然逃脱了一场战争！ 英、法政府，
为了保全“和平”，也顾不得自己的孬种丑态，居然跟纳粹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
约。
希特勒双手签字，长驱开进捷克。 “民主国家”在归顺投降的白旗折子里，
落了一滴眼泪，便心安理得了，接着又争先恐后地让步妥协。
1939年8 月24日拂晓，希特勒的德国竟跟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互不侵犯条
约。我那未来的“护法神”，盖世太保伯格，在这时节，还在当着里宾特洛甫的保
镖。他后来对我描绘了当时欢庆的场面。斯大林手举香槟，口念贺词，真叫人无法
忘怀，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我愉快地为他的健康干
杯。”
数以千计的德共党员，托敬爱的纳粹领袖的洪福，在集中营里腐烂，肯定不会
分享斯大林的愉快心情。
对我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不完全出于意外。
清党以后，党内军内最优秀的干部被清算殆尽。斯大林多年来向往的妥协，势
在必行。
略为清醒的观察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最近几个月来事态在加速发展。1939年4
月16日，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向英国大使建议缔结一项英法苏互助条约。两个星
期后，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开缺后才两天， 5 月5 日，
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科夫会见德国外交官希努尔，说明李维诺夫去职，是因为他执
行一条政策，主张与英法缔结同盟。他下台后，德苏间可以建立新的关系。阿斯塔
科夫又补充说：“今后，你们不必再跟李维诺夫——芬格尔希坦打交道了。”
那些至死也相信德苏条约出于斯大林天才谋略的人，终于不得不让幻想破灭。
1939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的演说扫清了最后一点怀疑。他说：
“最近几个月来，所谓‘侵略’、‘不侵略’的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内容……德国所
处的地位向往和平，而英法则要继续战争。地位变了，诸位也瞧出来了……”
瞧出来了，的确，尽管要擦擦眼睛，不仅瞧出来了，而且还听出来了。莫洛托
夫又说：“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有人承认，有人反对，这是政
见问题。但是，谁都懂得，思想意识是没法用武力来解决的……因此，躲在民主的
幌子底下发动战争来消灭希特勒主义将不仅是没有理性的，而且是犯罪的。”
最后，唯恐还有人不明白，莫洛托夫又补充说：“我们的意见一向是，只有强
大的德国才是巩固欧洲和平的条件。”
我读了这篇演说，心里真是纳闷，既然是这样，我到欧洲来算干什么呢？ 可是，
我纳闷不会多久。 1939年底，我接到几次指示，表明情报中心的新领导已经不想搞“红色乐队”
了。不仅不再派人到“橡胶王，，的各支店去，而且还字斟句酌地打给我几个电报，
叫我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派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
至于我呢，也叫我回莫斯科。
我回信说得清楚而又明白：德苏战争决不可免。如果情报中心决定要阿拉莫和
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是别把我算在账上，莱奥也不行。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
东西毁于一旦。
这种企图并不是个别的。情报中心也决定召回索尔格，再派一个不见经传的上
校去接他的缺。但是，领导上终于意识到索尔格是不容易代替的，结果只好让他留
在东京。从此，情报中心便怀疑索尔格是两面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