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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白于天下…”
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巴黎， “红色乐队”数十名战士受尽严重的考验，
好象爬楼梯，每登一级，都要忍受新的痛苦，而到头是英勇就义。他们为了消灭褐
色瘟疫而牺牲。
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希望明天的世界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证明这一切，会记住
这一切的。他们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今天，世界继续无情地转动，沉默更加森严。无
论是在巴黎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还是他们在柏林的上司都有理由要把这些
罪行掩盖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是刻在那上面的。以党卫军头子雷塞为例，从1942
年11月到1943年7 月，他在法国指挥别动队。他把手拍着胸口宣称；“我的机关从
来不用刑。”
他雷塞的良心清白无瑕，他的手从来没有“摸”过一个俘虏。但是，就是这只
手多少次签署命令，把受害者交到强化刑讯机关的刽子手专家手里？ 是谁下令一个
月内，三次酷刑拷问阿尔弗雷德·科尔班？ 是谁下令把索科尔夫妇拷打至死？ 在雷
塞的机关里是不用刑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设备吧？ 那里没有一小箱一小箱的刑具。
遵照雷塞的指示，这是刽子手专家从柏林随身带来的！
雷塞只不过是个例子。我可以列举柏林别动队指挥部所有人员的姓名，可以列
举巴黎别动队所有人员的姓名，战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主子，以冤仇宜解不
宜结为名，为他们洗刷一切罪行。
对这些刽子手，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他们是什么人呢？ 无疑，他们
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伸出胳膊，口呼“希特勒万岁”的。
在盖世太保当中，不少一部分人是后期的纳粹分子。他们早先曾经是魏玛共和
国的“体面的公仆”，于1939年或1940年才参加国家社会党的。缪勒，全世界把他
叫做盖世太保
——缪勒，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到1939年才成为国家社会党党员。但是还
未穿上褐衫，他的灵魂就是纳粹的了。这个右派分子，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疯狂
地憎恨共产主义，成了潜在的盖世太保。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已经显露出暗探的才
能。缪勒成为暗探是合乎他的天性的。刚够十九岁，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当差。
十年以后，也就是1929年，他分到慕尼黑警察第四师去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纳粹掌
了权，这个才能出众的警察便请求海德里希录用，很快就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1936
年，缪勒被任命为盖世太保头子。巴威略邦小小的暗探成了盖世太保——缪勒。他
参加了纳粹党，1941年提升为党卫军的军团长和警察中将。正是在他最得志的时期，
负责进行“大赌博’。
缪勒的两个左右手是国家保安局第四处A 主任潘津格和柯普科夫。后者曾领导
反“共党破坏”斗争处。他们领导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指挥部。这个机构设
于1942年8 月，旨在统一对付“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活动。请记住这两个名字，他
们要对柏林组战土所受的残暴行为负责。这两个人的履历同他们的头子兼朋友缪勒
没有多大差别。潘津格一辈子当警察。
1919年，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开始他的生涯，当时他才十六岁，真是个奇才！
很快便步步高升，战争开始时参加了国家社会党。要当盖世太保匪徒，不一定非早
期参加纳粹党不可。盖世太保——缪勒，潘津恪，杰林三个例子表明，对于这些天
生的暗探来说，参加党是一生的顶点。事实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是在更大的规模上
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警察传统。
杰林，雷塞之流负责对“红色乐队”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因此而忘记了盖世太保
在法国和比利时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也要负责．例如，雷塞从1940年夏天到1942
年11月在巴黎指挥一个特务处，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巴黎别动队队员杨格专门执行
刽于手任务，还有柏林别动队指挥部的教官约翰，斯特里炳。他们罪行累累，铁证
如山，无法抵赖。他们不但奉令充当刽于手，而且嗜杀成性，是出于对他们“职业”
的酷爱．杰林虽然是天生的暗探，他的智力却在普通水平之上．他擅长于挑拨离间。
他二十五岁参加柏林警察机关，专门研究对付苏联，共产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共产主
义运动．1933年，他凋到了盖世太保部门，多次执行微妙的任务，他奉命追查最初
图谋暗杀希特勒的凶手，不久，奉海德里希之令，先后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奥西普·
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问计。在同“红色乐队”的斗争中，他取得了相
当可观的战绩，因而被任命为巴黎和布鲁塞尔别动队的头头。
杰林的副手，维利，伯格同样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专长便是警卫别动队，
和防止军事情报部和盖世太保的其他帮派把鼻子伸进别动队。
第二十二章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1943年2 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报中心电报的那天，我同杰林谈了很长时间。
他告诉我，复电的内容已经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们的意见同他的一样，
认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可以放手进行这场“大赌博”。杰林到底是个行家，不
会不经审查便相信这两份电报。特别是第一份值得审查，他询问肯特，通常到了红
军节，情报中心是不是给我们发贺电。肯特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把事情通知了
莫斯科。另外，他显然想找个赎罪的机会，所以证实说，通常是发贺电的。这个时
候，肯特还有其他的积极的表现。我发现他疏远德国人，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我逃
跑的时候。
杰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勋，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情报中心这样表示信任是个
大好兆头，大大有利于他同柏林方面的关系。柏林会承认，他坚持要我在“大赌博”
中担任那个角色是作对了。他对待第二份电报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我当初提议同共
产党中断联系一个月，而情报局长却答复我说要永久断绝联系！
杰林想通过朱丽叶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产党地下总部。对于象他这种不顾一
切，一心充当警探的人，这是惯技。
我知道他的企图，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大失所望。这个反共狂人原以为可以给
杜克洛的党以沉重打击，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来，现在却眼睁睁地把一个那么好
的机会错过了。这是他以后无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来让他放心…
…
我对他说，“说实话，你处在情报局长的地位，也不会不这样做的，‘也会发
出同样的命令。本来是明确禁止同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才
灵活对待这条规定。现在联系已经恢复了，你要怎样联系就怎样联系。那么为什么
还需要法共这条线呢？ ”
几天之后，情报局长又拍了一份电报来，指示要尽量扩大发报基地，并给每个
基地规定了新任务，严格局限于军事情报。情报局长还询问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
两家公司的遭遇。杰林决定答复说：这两家公司部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但口红色乐
队’并末因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响。这样，别动队的头头便具备一切手段打击这
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同时又可以同莫斯科进行“赌博”。因此，可以预料西梅克
斯公司棱捕的同志会面临最坏的遭遇。军事法庭庭长罗德嗜血成性，于1943年3 月
到了巴黎，捞演了一场假审判，定计进行大屠杀。所谓“法官”并没有得到任何确
实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我们的情报网，但却把他们判处死刑，例如阿尔弗雷德．科
尔班，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凯瑟·福尔克纳和他的同伴波西阿尔多．凯
勒则被判徒刑。特别是罗伯特·布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
们的组织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谋杀。侦讯时，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发表了明确
声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师路德维格·卡因齐。战争结束多年了，
我们才获悉，同柏林组一起罹难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格
里奥托、凯瑟·福尔克纳．苏珊·广德、波西阿尔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们都在
1943年7 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监狱被斩首。
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
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
人员被捕（ 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艾弗雷莫夫，特别
是肯特等人的被捕） 。我自己也从索赛街被迁到纽伊的一个住所，因为在原来的地
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规律，囚犯总能适应他的
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盖世太保的心脏里，我居然写出我的报告。杰林和他
那一帮子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爱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继续搞他们所热
衷的单独和约，企图迷惑莫斯科，从抽屉里翻出他们的老办法，搞尽那种无恶不作
的暗探和挑拨者的脑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面的莫斯科已经知道底细了！ 在纽伊，维克多·雨果大道拐进鲁弗雷街的转角，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头波梅尔
堡为他的特别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馆，有十个房间，门面装璜着雪白的圆柱，
屋前有一块草坪，屋后有个菜圃，整座建筑相当华丽。房子周围有一道铁栅栏，还
有茂密的树木，路人无法看见那些显赫的囚犯。波梅尔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纳粹
党人，他们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户晓的。他们对于接待过如此著名的“客人〃 引以为
荣，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末任总统勒布伦，曾出任过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
索瓦·蓬塞，火十字党党魁和社会法兰西党领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
政府总理卡巴勒罗。
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
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
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
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
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
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
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
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
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
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
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
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
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
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
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
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
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
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
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
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
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
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
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
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
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