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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
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
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
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
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
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
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
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
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
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
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
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
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
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
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
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
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
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
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
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
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
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
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
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
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
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
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
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
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
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
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
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
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
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
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
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
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
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
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
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
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
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
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
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
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
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
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
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
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
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
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
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
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
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
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
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
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
—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
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
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
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
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
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
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
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
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
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十七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当时，我没法明白为什么乔琪遭到逮捕。很长时间，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
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因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绝对可靠的，而且这些人
显然都没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
个口袋里有那么几行字。直到战后，我们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我并不知道乔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奥对没有
接上头这件事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足够引起我加倍警惕了。盖世太保就在这一带
兜来兜去，我必须停止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这一天已经很晚，不可能认真考虑干些
什么事了。我又重新游荡，眼睛寻找着还开门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
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德国人专用店”，这是专供德国国防军用的窑子
之一。
过去，不止一次，别动队的人曾对我谈到他们在香什里舍区光顾的这种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四、五个钟头。人声和饮酒作乐的歌声从屋子里
传出来。醉醺醺的大兵忘记了战争，沉迷于这种有意安排的淫乐中。他们烂醉如泥，
根本不注意我。至于姑娘们，她们的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给战胜者解
闷。在她们看来，我只不过是那些德国鬼子当中的一个罢了。于是，我老实不客气
推开门，走进去。我避开了客厅，那里一片喧腾。我请女主人把我直接带上楼。房
间的陈设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店里的一
个“女职员”走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我；“呆半个钟头，还是过夜？”
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细节……半个钟头太短了，不能让我充分利用这个栖身
之处。因此，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急，可以拿瓶香槟酒来，让我们愉快地彼此认
识认识。我的“女伴”马上照办，拿了酒来。我开始喝酒。但是，我刚喝完第一杯，
就觉得天旋地转，好象失去理性。我艰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和衣倒在床上。那
姑娘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半个钟头过去了，我才慢慢清醒过来……才明白我在什么
地方。
那姑娘安静地，耐心地看着我半睡半迷糊的，等着我醒过来。我重新站起来，
我们又继续聊天。她很清楚我是个特别的客人，不是来参加这种地方节目单上所安
排的表演的。
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 你到旅馆去不比这里强吗
……你害怕什么吗？ ……你一点也用不着怕。请看，宪兵从不到这里来。你想在这
里呆多久就呆多久。这儿比别的地方更安全……”
我回答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怕的。我把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给她看。但
是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不相信；于是，她给我讲述到这窑子来的德国军官没完没了
的事。我想顺便指出，潘维茨之流应该考虑到告诫他们的姑娘说话小心些。我从那
儿了解不少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所谓“高涨”的士气。在这1943年底，德军士气十分
低沉，就象他们在楼下喝干了的那些酒瓶瓶底！
早上五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宾至如归的地方。我问那个姑娘我该给她多少。
“不，”她对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挣这些钱。”
“拿着吧，只是为了友谊。”
她最后还是接受了。同我话别时，还叮咛道：“当心啊，不要在街上磨蹭！如
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我这里，我这里是安全的。”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想，一个战士是不会在这种地方长久休息的！
10月18日。接连第四天，我又开始流浪，到处徘徊，始终不晓得应该走哪条路。
我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碰巧走到哪里便到那里。就这样，走到了一幢楼房前面，这
是马尔塞．德阿的亲纳粹党党部。这个时候，我记起了德阿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
发表在他办的《事业报》上，题目是《为但泽而死》。这个前社会党领袖，观在竟
然驱使他那群受骗的党羽去为希特勒卖命，人各有志嘛！ 正在回想这些事的时候，
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就在这幢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她给我
打过针。
于是，我起了一个有点不近情理的念头，我这个逃亡的人，遭到盖世太保追捕，
竟想在这座楼里找个躲避的地方，明知鼓吹“合作”最卖力的组织，全国人民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