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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
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 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
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
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
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
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
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
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
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
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
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
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
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
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
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
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
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
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
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
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
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
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
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
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
晚会的主题是： “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
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
我喝道：“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
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
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
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
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
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
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
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
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
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
尔青反革命策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
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
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
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你觉察
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 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
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部长
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没什么，没什么……唉！ 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
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
；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
…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码？ ”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
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
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
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
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
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
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
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
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
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
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
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
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
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
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
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
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1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
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
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65年4 月，那位记者到华沙来，同来的还有一个代表团，
是来参加犹太隔离区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他告诉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悉
“红色乐队”的历史的……
“1964年，我去见苏联副总检察官，谈谈我要给《新闻》周刊写的关于理查德
．索尔格的文章。当时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听我说明了来意，站了起来，走到一
个保险柜前面。
他对我说，‘理查德·索尔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份
记载，是关于一个情报网的历史的．这个情报网也曾作出很大贡献……’副总检察
官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有一叠纸……‘这就是笔记，’他接着说，
‘但是我得事先对你声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不能发表的。’我问他这个
情报网的领导人是谁，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我
很感兴趣，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三名作家
组成，其中有我在内，负责准备一份关于‘红色乐队’的材料。可惜这个材料没有
能够发表，因为东德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谈论柏林组的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样，我当时寄给检察官的小纸头并没有丢失。在苏联，文件档案是永存的，
要是有一天把它们都打开的话……
我还没有到获得释放的时候。斯大林监狱的生活开始了……我住过好几个。但
在所有监狱中，给我印象最不坏的是布蒂尔基监狱——这是卡特莲娜二世时代的一
座兵营改建的，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明亮。卢比昂卡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给迁到
那里去。这是个很明白的迹象，说明镇压正在加紧进行。斯大林身体力行俄罗斯的
这句老谚语： “圣地是永远不会空着的”……内政部根据斯塔汉诺夫的定额来工
作。在高墙和铁丝网后面，关着国家的优秀人材。镇压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师，
军官、作家，教授都冲进了监狱。 从冷战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击他认为过于温和的人，因为一旦新的
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不能适应情况．在暴君眼里，少数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环
节’，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军队再一次遭到清洗。
事实上，斯大林大元帅——阿历山大一世以来最有天才的战略家——越来越难
以容忍“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将星的光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邀请
朱可夫元帅访美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对手，竞争者，总之成了一种
威胁。于是这位功名显赫的将军便被任命为……敖德萨驻军司令。他左右的所有军
官都走进了监狱。“薄弱环节”
中最受嫌疑的犹太人，1948年遭到了镇压。被清洗的人的队伍扩大了，席卷了
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战初期从集中营放出来从事军火工业的工程师
和科学家。然后，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犯了清白无辜的罪！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参谋
人员。他们投到了德国人一边去，组织了一支所谓“解放军”，有盖世太保分子，
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了累累罪行；有白俄，他们拿起了武器反对红军。
所有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敌分子。这些喽罗就在他们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审
判。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绝对无辜的公民。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
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