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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牲，
以及忠心耿耿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监禁。每一
个人的历史，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典型的。
但在清洗的大旋风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啊。
我感谢“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够同苏联优秀的知识界来往。在卢比昂卡，
勒福托沃，布蒂尔基，大多数时候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人，他们模范的，吸引人的一
生，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添了不少见识。
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
第六章 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溃退，我在监狱里跟在一起的高级军官谈话，知道了不少关
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联军人都起过誓永远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都应该把最后
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作战并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势一开始，德国国防军就包
围了整师整师的苏军。许多土兵能够逃了出来，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虏了。这些人就
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自杀。另外一些人穿过敌人的战线回到红军方面来，但却受
到了指责，说他们是间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我曾经同三个将军‘在一个牢房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其中的一个从内战时期就
参加了红军，那个时候他还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指挥一个哥萨克师团，
被敌人孤立和包围了。他身负重伤，但居然逃脱了，躲在农民家里，农民偷偷给他
养伤，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恢复健康后，他经过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友军的战
线。人家却马上审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了？ 德国人给了你什么搜集情报的任务？〃
他震惊得呆住了，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捕了，下场是卢比昂卡……
我的第二个难友，内战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大战开始，他已经当了师长。在
德军步步进逼下，他的部队奋起抵抗，但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个师不久就被歼灭
了。师长带领着一小股士兵，插进森林，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了几个月。
他的基地后来暴露了，受到了袭击。师长和两个同伴侥幸逃了出来，在游击队的掩
护下，他终于回到红军的队伍。由于有进行间谍活动的嫌疑，他被逮捕起来。他犯
的大错误，就是没有死，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第三名将军遭到监禁是毫无道理的。他的罪状是战时曾经在朱可夫的参谋部里
工作……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这三个将军并不灰心丧气。他们一直坚持共产党员的态度，对于我们的看门狗
的训斥，毫不理睬。他们保存着镶着红星的皮帽子，我还记得他们怎样消磨时间，
没完没了地玩他们用面包心做的多米诺牌。
有一天，一个新的看守——顶多是个士官长——走进牢房来，勒令囚犯站起来
向他敬礼。那三个军官继续玩他们的牌，其中的一个连身也不转一下，说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红军的将军要在一个士官的面前站起来的？ ”
这士官只好罢休。以后，他总算接受了这个教训。
要是不玩多米诺牌，我们便长谈时事。我那三个同伴，有一个最有政治头脑。
他很明白他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意外事故，不是因为内政部的某一个密探过分卖力
气而造成的。
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内政部剑子手们所作所为是得到斯大林本人同意，主
使、鼓励和指挥的。”
证据多不胜数，可以互相对证，刻画出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镇压的可怕情景。
例如那个将军告诉我的故事，是两个犹太医生的经历。他俩是亲兄弟，在白俄罗斯
的一个军医院里工作，在德军的进逼面前，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当主任
医生的那个下不了决心抛弃他的伤病员，就决定留下来，在敌人占领下，继续照顾
他们。这样，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不愿落在纳粹手里，便和
医院的其他医生（ 除了他兄弟以外） 逃走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战后，这两个犹太医生都被逮捕了，主任大夫被控同敌人合作，另一个被控临
阵逃走和抛弃他的伤病员。
真是辩证法万岁！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个党员还给我讲过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惊人的招待会。他被
捕前，当过翻译——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当时，他国家的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访
问。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亲自前来同苏联的领导人会谈。他们讨论了
一整天，晚上，斯大林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一个亲切的宴会，翻译员也参加了。
宴会后，气氛是十分轻松愉快的。斯大林快活地走到乔治乌·德治身旁，友好地搭
住他的肩膀，说：“你听着，乔治乌，你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但是你仍然头脑十分
简单。你还懂不了什么。可是你却领导一个国家，你就象一个排长要去指挥一个军
团。你要想吃得消，那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与会的人在这种粗暴的侮辱下，
震惊得酒也醒了，谁也不敢再开口。对斯大林的这番话，他们只好解释说，这是因
为这位“说笑不笑的大师”十分幽默，他开玩笑开得同他摆弄马列主义理论一样高
明。瞧，这就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关系！
我另外的一个难友是个波兰老党员，他居然逃脱了1938年的清洗，这简直是奇
迹。他给我叙述了斯大林的另一个招待会。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945年
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那时他们即将建立波共的新领导机
构。斯大林同他们握手，闲聊起来，并问道：“战前，波兰共产党领导有个妇女叫
科斯特尔齐娃，人很聪明，忠心耿耿。她现在怎样啦？ ” 在场的党员你看我、我看你，望着自己的脚尖，不知所措。科斯特尔齐娃同波
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清算了。这个“清算共产
党人酌大师”
往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饰他在清洗中应负的沉重责任。他在贝拉·
库恩事件牛就把执行权力下放，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当时是马努伊尔斯
基负责搞这些肮赃的勾当的。
这里还有斯大林儿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许是1950年，我有一个同房难友是苏联一个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
他是犹太人，出生于维尔那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长的助手。
很年青的时候，他便脱离了他熟悉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完全归化了。从语
言上，风俗习惯上，文化上，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战时，他入了伍，在解
放波罗的海国家韵那支军队里领导卫生工作。解放时，这个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
斯大林儿子的私人医生。他叫华西里，是大元帅的小儿子，二十三岁便当了将军，
本来是个不怎么样的飞行员。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笑柄。那位精神
病学家负有把他治愈的雄伟任务，以后，内政部的那些先生们认为他事情知道得太
多了，就决定把他逮捕。在历次审问中，从来不提斯大林儿子的问题；但却控告他
有“犹太沙文主义”。证据呢？ 当红军开进里加废墟时，成千上百的孤儿，自生自
灭，饥饿，一无所有，结成一帮一帮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负责这个地区的将军建议
这位精神病学家设立一个流浪儿童收容所。他实实际际地负起这个工作，并且大部
分收容犹太儿童。内政部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责备他按犹太沙文主义办事。他们说
；“显然你偏爱犹太孩子而排挤其他孩子。”
“一点也不！ 犹太孩子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家庭受害更重！ ”
审讯带上愈来愈浓厚的反犹色彩。在填写他的档案卡片时，侦审官问他说：
“民族？ ”
“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人，你不过是个臭犹太！ 为什么你隐瞒你是哪个民族的？ ”
这个精神病大夫平常多么善于治别人的病，这时却丧失了勇气。由于治疗斯大
林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他遭到了判决，无处上诉。他的侦审官换了人，于是又
重新审问他的身世；“民族？ ”
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犹太！”
侦审官照例骂得他狗血喷头：“你自称犹太人难道不害羞吗？ 要知道你自己是
俄罗斯人啊！”
那请神病大夫反驳说：“我是在这儿监狱里才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我属于这样
一个民族一点也不害羞，这个民族曾给了人类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如果
你不让犹太人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活该！到了人类取消国家，种族和民族
之间的区别那一天，我们犹太人，我们将第一批表明我们的国际主义。”
审问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讲过的话告诉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个场面使他
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寄给他父亲。他父亲回信说：“我对你的
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会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
感觉到你坐错了车，说这辆车不是为你这个犹太人开的。”
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了，他消沉，不再斗争了，逐渐变得听天由命。由于病情严
重，人家把他迁走了。后来，我从卢比昂卡的女大夫那里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脏
病。
1948年我十分幸运交上了一个难友。他先前在海军当大夫，年纪五十岁上下，
能说能笑，身体壮健，情绪乐观，充满幽默感，说话十分风趣。他带来了一股轻松
的空气，我甚至说一股快乐的空气。他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题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
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 在
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
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 。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
意思？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难道美国人写信
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 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
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
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以色列军队。我那位医生当
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去捉弄那个侦审官。有一次审问他时，他要求说：“与其把我留
在这里，不如把我送到巴勒斯坦去，我还可以为国家做点工作。”
“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
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
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
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
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
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
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
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
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
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
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
；“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
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
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