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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工会头头比勒·果夫来见我。”
他对比勒·果夫说：
“我认为工会方面的问题已经由我的朋友安排好了。有人已经告诉他说，不必担心工会方面出问题，完全不必担心。”
果夫说：“这是谁告诉你的？”
约翰昵说：“至于谁告诉我的，这你清清楚楚。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反正他给我讲了这一点。”
果夫说：“情况变了，你的那个朋友目前处境困难，他的话再也不能在西部这么远的地方起什么作用了。”
约翰昵耸耸肩。
“一两天之后再来见我，行吧？”
果夫微微一笑。
“当然行，约翰昵，”他说，“但是，即使给纽约打电话去求援也帮不了什么忙。”
但是，黑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要付那笔钱。
“要是你给那个小杂种付一毛钱，你教父会给气死的。”他对约翰昵说，“这将有失老头子的体面，而眼下他受不了这样的委屈。”
“我可以给老头子直接谈话吗？”约翰昵问，“我把影片摄制工作已经张罗起来了。”
“眼下谁也不能和老头子谈话，”黑根说，“他病情大严重了。我给桑儿说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这点我马上就可以作决定：对那个狡猾的小杂种，连一毛钱也不要付。如果有新的决定，我会通知你的。”
真伤脑筋，工会的捣乱会使制片成本大大增加，会使制片厂全面瘫痪。他念头一转，想悄悄地给果夫送去五万美元。照目前局势的变化看，老头子给他讲的情况，黑根给他讲的情况和给他下的命令，同现实是两回事，他决定等几天再说。
这一等，他就省下了五万美元。过了两个晚上，果夫就被击毙在自己格伦德尔镇的家中了。这一下，再也不会有什么工会制造麻烦的事了；约翰昵对这次谋杀感到有点震惊，这是老头子的长臂第一次在离他如此远的地方显示了威力。
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了，约翰昵越来越忙，准备电影剧本、物色演员、制定制片计划具体细节。他忘记了自己的嗓子，忘记了自己不能唱歌。可是，当学会奖初步提出的名单公布之后，他发现自己是候选人之一，但是人家没有邀请他去向全国作电视广播。他虽然很不高兴，但也只耸了耸肩就过去了，照样干他的工作。目前教父无能为力了。他没有获得学会奖的希望，但是获得了提名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他同尼诺两人共同灌的唱片，是意大利民歌专集，比他最近所灌的任何歌曲都要畅销得多。但是他心里明白，这里面尼诺的贡献大于他的贡献。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再进行正式演唱了。
他同琪妮和孩子每周一起吃一次饭。不管事情多么忙乱，他从来也没有忽略过这个义务。但是，他可没有同琪妮睡觉。同时，他第二房妻子从他那里骗到了双方默认的离婚。因此他又变成了单身汉。说也奇怪，他如今不再那么热衷于同小女明星拉拉扯扯，要是他愿意的话，那些小女明星简直就等于送上门来的肉。他也实在大高做了。那些仍然很红的年轻的女明星和女演员竞没有一个来找他，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也正好便于埋头工作。大多数晚上、他总是一个人在家，把自己灌的旧唱片放在留声机上，呷点酒，跟着哼几小节曲子。他原来唱得很好，好极了。他早已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了，这，他自己还不了解。他也不了解自己是多么热爱艺术。当他真正了解到艺术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恰恰由于酗酒、抽烟、乱搞女人而把嗓子毁掉了。
有时候尼诺过来同他一起喝喝酒，听听唱片，约翰昵总要盛气凌人地对他说：
“你这个笨杂种，你从来没有唱得像那个样子。”
尼诺总要天真得有点稀奇地微笑一下，摇摇头，说：
“对，而我也根本不愿意。”
他说话的语气总有点表示同情，仿佛他洞悉约翰昵的心思似的。
在新影片开拍的前一周，学会奖揭晓之夜来临了。约翰昵邀请尼诺过来陪陪他，尼诺却拒绝了。约翰昵说：
“老伙计啊，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什么要求，对吗？就求你今天晚上做做好事，到我这儿来吧。要是我得不到奖，你是真正能为我感到遗憾的唯一的人。”
尼诺一下子现出了吃惊的神色，他说：
“没问题，老伙计，我成全你。”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要是你得不到奖，就忘掉这回事吧，只管喝醉好了，尽量喝醉吧，我会照顾你的。妈的，我自己今天晚上哪怕不喝酒也行：怎么样，这样该够朋友了吧？”
“有义气，”约翰昵说，“这就够朋友。”
学会奖揭晓之夜尼诺没有失信。他来到约翰昵家里清醒极了，毫无醉意。他俩一同到评选揭晓剧院，尼诺真不明白约翰昵为什么不邀请他的几个姘头和他的两个前妻也来参加授奖宴会，特别是琪妮。难道他认为琪妮不会向他喝彩吗？尼诺此刻真希望自己也能喝一点酒，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熬的漫漫长夜。
尼诺·华伦提觉得学会奖这玩艺儿实在无聊，直到最佳男演员获奖人宣布之后，他才觉得挺有意思。当他听到“约翰昵·方檀”这个名字时，他情不自禁地一面跳跃，一面欢呼。约翰昵伸出手让他去握，他紧紧地抓住约翰昵的手，尼诺知道他的伙计需要摸一摸他所信任的人。尼诺感到难过的是，约翰昵在他光荣感勃发的瞬间，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可以去摸一摸了。
接着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噩梦，杰克·乌尔茨的影片囊括了全部主要项目的奖，因而制片厂的晚会给记者和各种各样正在发迹的男男女女的活跃人物挤得水泄不通。尼诺信守自己的诺言，仍然不喝酒；他竭力守护着约翰昵。但是晚会上的女人接连不断地拉约翰昵到卧室去聊天，约翰昵越喝越醉，越喝越醉。
同时，荣获最佳女演员奖的那个女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但她更喜欢这一套，对付得也更好一些。尼诺可就是不买她的账，尼诺是晚会上唯一不买她的账的男人。
最后，有人想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主意，让那两个获奖者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交配，晚会上其余的人都站在看台上当观众。那位女演员已经被大家把衣服脱光了；另外一些女人七手八脚地给约翰昵·方檀扒衣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尼诺这个在场的唯一保持头脑清醒的人，一把抓住半截身子被剥光了衣服的约翰昵，往肩膀上一甩，推呀挤呀地冲出了屋子，冲到了他们自己的汽车跟前。尼诺在开车送约翰昵回家的路上心里想，如果有了成就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他就宁愿不要成就。
第十四节
这位老头子在十二岁上就已经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他个儿很矮，皮肤很黑，体格很瘦削，原来住在西西里一派摩尔风貌的古怪的考利昂村。他生下来取的名字是维托·安杜里尼，但是当几个人先杀害了父亲又想来杀害儿子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了美国，住在朋友家里。到了陌生的国度，他就把姓改成了考利昂，为的是同自己的故里保持某种联系。但那是他在感情方面所作出的很少的几次表示中的一个例子。
在西西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黑帮组织俨然是第二政府，远比罗马的官方政府要强大得多。维托·考利昂的父亲同另一个村民结下了世仇，这个村民就向黑帮组织告了状。父亲不屈服，而且还在一次公开争吵中一怒之下杀死了当地黑帮组织的头头。一星期之后，有人发现他一命呜呼了，身上给角铁打得千疮百孔。安葬后的一个月，黑帮组织派了几个带枪的队员打听那个年轻娃娃维托。他们断定，他接近于成年了，将来说不定哪一年会给他父亲报仇。十二岁的维托由亲属设法隐藏了起来，并偷运到了美国。在美国他就寄宿在阿班旦杜家里，阿班旦杜的儿子劲科就是后来老头子的参谋。
年轻的维托来到纽约阴间厨房地区的第九路的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工作。维托到了十八岁，就同刚从西西里来的意大利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当时只有十六岁，做得一手好菜，也是个挺能干的家庭主妇。他俩把家安在第十路靠近第三十五街的大杂院里的一套房间里，这儿离维托工作的地方只隔几个街区。两年之后，他俩就得了个头生子，取名桑迪诺。因为桑迪诺对父亲表现了特殊的心悦诚服的态度，所以亲戚朋友都管他叫桑儿。
邻居中有一个人名叫法怒其。他是个身体很结实，而样子很可怕的意大利人，平时身穿很昂贵的浅色服装，头戴奶油色的浅顶软呢帽。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黑爪”，是黑帮组织里面一个分支的成员。这个分支组织就是专门用暴力手段从住家户和商店勒索钱财的。但是，因为附近居民大多数也都是靠行凶过日子，所以法怒其也只能对那些没有男孩子保护的、上了年纪的老两口子起作用。有些商店老板权当行个方便，也付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不过，法怒其是个连罪犯也不放过的饥不择食的人，就是那些非法贩卖意大利国家奖券的人和在自己家里私摆赌场的人他也不放过，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就是按时给他进一点贡的。尽管年轻的劲科提出了反对，说要收拾法怒其，但进贡还是没有停止过，他父亲禁止他去闯祸。这一切，维托·考利昂都看在眼里，但感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介入。
有一天，法怒其遭到了一伙年轻人的突然袭击，他们在他的咽喉处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从左耳下面一直划到了右耳下面，虽然划得不够深，还没有达到致命处，但却足以把他吓一跳，也使他流了许多血。维托亲眼看到法怒其为了摆脱那三个想惩罚他的人而竭力逃命，那道半圆形的长口子在流着血。他从来没有忘记法怒其逃命时的那副狼狈相，手捧着那顶奶油色的浅顶软呢帽，端在下巴底下，一面跑，一面用帽子接着流下来的血。好像他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给血弄脏，或者不愿意在地上留下可耻的血迹。
但是这次袭击对法怒其来说，也真是侥幸。原来那三个年轻人并不是真的想杀他，他们只不过是几个性格倔强的小伙子而已，本来只想教训他一下，使他不再敲诈勒索。而法怒其自己却证明自己是个谋杀犯。几星期后，那个拿刀子的青年就被击毙了，另外两个青年的家属给法怒其付了一笔补偿金，要求他发誓不再报仇。这一下，贡款越来越多了，法怒其也就成了主办街道赌场的一个合伙人。说到维托·考利昂，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他很快也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进口的橄榄油缺乏的时候，法怒其不但向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供应橄榄油，而且还供应进口的意大利香肠、火腿和乳酪，因而获得了店里的部分股权。接着他就把自己的一个侄子安插在店里，维托·考利昂稀里糊涂地失了业。
这时，第二个孩子弗烈德里科已经生下来，维托·考利昂有四张嘴巴向他要饭吃。直到这时，他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非常能忍的年轻人，有什么想法总是压在心里。食品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年轻的劲科·阿班旦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维托因为他朋友的父亲的行为而责怪起他的朋友来了，这一点维托自己和他的朋友都感到诧异。劲科羞红了脸，对维托发誓说：维托不必为吃的发愁，他还说，他打算从食品店里偷东西来保证他的朋友的需要。不过，这种毛遂自荐遭到了维托的断然拒绝，因为太可耻了，当儿子的竟然偷起他的爸爸来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讲，年轻的维托对令人望而生畏的法怒其却从心底产生了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他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流露过这种愤怒，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着时机。他在铁路上干了几个月。不久，战争就结束了，工程进度缓慢下来，他一个月只能挣几天的钱。还有，大多数工头都是爱尔兰人和美国人，经常用不堪入耳的臭话来辱骂工人。维托一直忍着，面不改色，好像他听不懂似的，其实尽管他口音不纯，听力还是很好的。
一天傍晚，维托正在同他家里的人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敲窗子。窗子外面是一道狭窄的里弄，里弄那边就是另一栋房子。维托拉开窗帘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邻居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彼得·克莱门扎从里弄那边的窗口探出身子，递过来一个用白布裹的小包。
“嗨，伙计，”克莱门扎说，“给我把这东西保管起来，等我要的时候再说，快，接住。”
维托机械地把手伸去接住了小包。克莱门扎的神色很紧张，很焦急。他遇到了某种麻烦，维托的帮助也是出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