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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执行命令，这对退役军人未免苛刻，逼得他们想出种种应付办法。俄国人对西方盟国不这样做很不理解，把他们的人道主义动机误解为对军国主义暗中表示同情。当1946年4 月间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的时候，俄国人再度谴责英国人未能对德军解除武装。这个申诉提交给了管制委员会。管制委员会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巡视所有四个占领区并汇报解除武装的进展情况。但是美国人坚持这个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应包括拆除军事工业，俄国人却不同意。结果管制委员会未能打开僵局，只有交给各国政府来处理。最后这个专门委员会始终未能出发到各占领区去进行调查。
实际上，在指定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英占区内的退役士兵只有七千名尚待遣散，他们都不是德国人，不愿回乡。还有十万六千人在服务组工作，三千四百人被监禁着。到1946年7 月，找到的武器和弹药约有四分之三已被销毁，包括所有的飞机，剩下的军需品大部分需要倒入海内，直到1947年初才最后处理掉。大约有同样数量的主要军用建筑物被毁掉，还有一百二十个飞机场移作生产粮食之用。对次要的建筑物，由于有一些盟军需要使用，拆毁工作进展较慢，而对剩下的一部分，是否可以充当和平用途，必须逐个加以考虑，但管制委员会的计划规定到1951年6 月完成清理工作。在美占区，工作大致是平行地进展的。而大量事实证明俄国人把他们认为有用的物资保留下来，并在其占领区内生产大量军需品。
在这整个时期内，一揽战犯仍被监禁在德国以外，其中大多数是在大战结束阶段前被俘的。鉴于当时德国缺164 乏粮食和住房，却有充分的人力，而别国却需要劳动力，因此这些人的尽早复员并不被认为是当务之急。例如，在英国，如果没有战俘劳力的话，农产量肯定会下降，这样可以用来援助德国的粮食就会减少。此外，感到担心的是，把没有亲身经历过德国崩溃的笃信纳粹主义的人仓卒遣返，就会加强德国国内敌视民主的力量。如果认为这种担心是正确的，只有把亲纳粹的分子留在国外十多年，才能适当地解除忧虑。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决定按照各人的政治历史情况来甄别战犯，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可靠分子”（也就是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在遣返前给以某种训练。这种训练和德国国内教育部门所进行的工作是同时并进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十二年纳粹统治所造成的一般知识的缺乏，俄国人则给他们的许多俘虏以不同的训练，灌输另外一种不同的思想。
1946年8 月间，英国人在议会的压力下，提出了一个从英国遣返战俘的计划。对“可靠分子”、因特殊情况应予照顾的人以及具有技能为德国所迫切需要的人，予以优先考虑。第一个月遣返三千人，以后的平均遣返人数增加到每月一万五千人。那年9 月，估计在英国适合遣返的战俘有三十九万四千人，在英联邦其他地区还有五十万人；在中东的战俘，由于缺乏运输工具，遣返特别成问题。在俄国的战俘，估计为八十九万（1947年3 月莫斯科会议上官方发表的数字）到三百五十万人；如果后一个数字过高，那么前一个数字肯定太低了。大约有十万名病残战俘已于1946年夏季遣返，还有十二万个“可靠分子”于8 月底在东德普选前被释放了。法国差不多有一百万名战俘，其中有许多是在前几个月里法国被说服释放其他国籍的战俘时，与美国交换来的。这些德国战俘直到1948年4 月才全部释放，其中有七万五千人自愿留下。最后一批德国战俘是在1947年6 月离开165 美国的。据说，南斯拉夫、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那时共有十六万名战俘。
管制委员会的另一个行动是寻找德国在1940年和1945年间从被占领的欧洲攫取的私人财产，并将其归还原主。这类财产的清单读起来好象一家成批回收废品店的存货单，处理的产权有：一千一百十三个教堂里的钟，二千条驳船，一千一百只小船，七百个火车头，一千六百七十匹马，二千八百辆铁路货车，一万四千五百件衣服，二千六百台无线电收音机，大量的机械，霍勒里斯机器，家具，可移动的油泵，马戏场设备，从万森博物馆攫取去的一整批殖民地树木的科学珍藏，荷兰女王的皇家火车，实验室，镭，无轨电车，马达救火机，地毯，钢琴，飞机推进器，高加索的卡拉卡尔羊，雪茄烟和三十六节货车装载的艺术品。若讲掠夺，德国人树立了一种典范，真是无奇不有。
非军事化的最重要而又最艰巨的部分，无疑是拆除兵工厂或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工厂，以及超过和平时期生产需要的多余工厂。盟国的领袖们在波茨坦同意于两年内完成整个工作时，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后来变得多么复杂。在实际拆除工作开始前，必须采取五个步骤：
（1 ）对个别工业准许什么生产水平，要确定下来。（2 ）经济管理局必须决定在这个工业中为达到所准许的生产水平，哪些厂是需要的，哪些厂是多余的。
（3 ）对每个多余的厂必须按照协议的原则进行估值。
（4 ）对可以利用的工厂，必须列具名单交各个有权获得赔偿的国家传阅，以便它们能投标认购它们所需要的厂。
（5 ）工厂必须在各申请国之间进行分配。对于一些准备全部关闭的工厂，头两个步骤当然可以不采用，七十四个厂就这样选定下来，于1945年秋预先交出名单，尽管英国人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后两个步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因为管制委员会首先要在东166 西方之间进行分配，接着指定分给西方的工厂必须由驻比利时的盟国间陇争赔偿管理局来进行分配，这个机构是按1945年12月巴黎赔偿协定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在那次会上，还共同拟定了一份表格，指明总数中哪一部分应归哪个国家。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直到1946年6 月才进行分配，那时有个别的厂当然早已被拆迁了。例如法国人早已把曼海姆电厂拆迁，以供卡昂地方的需要。mpanel（1）；
克莱作出关于暂停移交各厂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因为，除了预先交出的那份清单上所列各厂外，工作都在其他各个初步阶段进行着。此外，在6月28 日，经决定，对美占区内专门从事军用物资生产的一百十七个厂免予摧毁或拆除。英国人作了同样的决定。这就使协调委员会能够在1946年10月签署一项共同议定的关于摧毁一切战争潜力的计划。每一个占领国要公布其占领区年兵工厂的名单，然后制订出摧毁这些兵工厂的计划。其他属于准备减产而不予淘汰的工业，其工厂的命运如何，须待工业水平计划是否修订再作决定。结果，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于1946年年底所接受分配的工厂只有三十一个，价值为六千四百万德国马克，而这一机构的任务看来变得只管分发机器了。修订过的英美双占区工业水平计划是在1947年8 月遭到法国的抗议之后公布的。这个计划把要拆除的工厂从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减少到六百八十二个，其中三百零二个肯定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剩下来的三百八十个厂，是根据这样一种原则选定的，即在任何一个工业方面，要拆迁的厂，其生产能力仅相当于希特勒当权时期为准备战争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工厂的生产能力。在1949年，甚至这种要拆除的工厂数字又按比例减少了。
不能认为盟国拆除兵工厂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后来的估价可归纳如下：西部占领区赔偿的最高数字估计占工业总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用作赔偿的工厂主要是那些以和平时期生产结构来衡量存在着生产过剩现象的工业，如钢铁、化学和工程等。事实上，西部占领区的赔偿只达到计划数字的四分之一，而且分几年偿清。奇怪的是在1949年达到最高点。直到1946年底，才拆除了一百个厂，按照战前价格估计，值二亿一千丑百万德国马克。到1949年底，累计达到七亿一千四百万德国马克。而原来的估计数字167 是三十亿德国马克。赔款额总数等于1949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虽然东部占领区的战争破坏和战争赔偿都比西部严重和庞大，即使在东部这两种数字总计也没有超过1936年以来工业资金增加的数目。
战后的德国具有比战前同一地区里更大的生产能力，赔偿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人口增加了，但必须看到，战前很大一部分工业是从事军备生产的。农业和运输方面损失最小，因为有从别国掠夺来的牲畜和车辆作补充。
但在1946年，甚至在1947年，不可能预见到事态发展的结果，以致盟国拆除兵工厂的政策引起了几乎德国各界人民的恐慌和反对。他们准备接受摧毁军火工厂以及诸如修理潜艇的掩体装备等，但是原计划包括双占区内不属于这一范围的一千三百三十四个工厂，甚至在1947年的修正计划中还包括三百八十个工厂。面对着一连串的反对、抗议、罢工和恫吓，有些行动，诸如汉堡的勃卢姆和沃斯造船厂或埃森一博贝克的克虏伯钢厂的拆毁等，还是不得不进行到底：这些厂雇佣的工人（往往是流亡难民）冒着个人生命危险进行反抗。果然不出所料，德国当局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拆毁这些厂，而盟国却须对各方面的要求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越发延长了本已拖延很久的进程。这种拖延是整个事情最令人不满的方面，而所以拖得那么久，是由于盟国想对这样严峻的问题尽量做得细致周到以及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
因为，如果全部拆毁工作能够按照原定办法于l947年8 月前完成的话，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德国人在对战败所受的打击记忆犹新的时候，可能不会竭力反对拆毁工厂的政策，而且，在几乎不可能获得新厂的时候，移交的机器对接收者来说价值要大得多。实际上，许多机器运到时已开始变得陈旧，而对德国人来说，用新厂来填168 补这个如此方便地腾出来的场地，是件荣幸的事。德国政府甚至以补偿盟国充公的财产为借口，能对重新装备的费用予以补贴。但是，如果要尽快地完成拆毁工作，那么或者要把计划范围缩小，或者要采取一种简便得多的手续。
事实上，这一进程拖延拉长，伤害了占领国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获得的持久利益非常少。一旦德国人恢复了信心和精力，他们就寸步必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拆毁了的工厂的工人，美国人本来不打算给他们提供另外的就业机会。在英美双占区有五十万失业者，更多的人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受到这种影响的工厂，其人员对于寻找其他工作的前景，对于盟国的政策加在他们及其同伙身上的压力不得不感到恐慌。即使向他们解释受影响的工厂在工业中所占百分比很小，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他们即使不是依靠这很小一部分工业过活，他们也知道有别人靠此过活，而且有理由设想，如果这个百分比扩大，自己所在的企业也可能成为牺牲品。这样一来，要煽动民族主义之火是不乏可加的油料的，而实际上西德的全部人口，不论工人和雇主，不论保守派和社会主义派，不论男女，都加入了反对盟国政策的行列。广义地讲，事态已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即使说拿走的物资只是用以赔偿纳粹政策对别国所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说服力，就算不谈发动战争是犯罪的行为。若说这些厂对和平时期的需要是多余的，德国人立即会回答，新德国因人口增加了五百万，国内生产的食物缺乏，所以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工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在所有的占领区内，关于推行这种政策的理由和范围，向德国人所做的解释工作太少了。但是，即使情况有利于进行这项解释工作，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要想大力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话题，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感，而不是消释疑虑。
要给德国提供一种合理的生活标准，要使民主制度169 有生存的机会，要想得到德国人的合作（这是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拆除工厂的政策不得不放松执行。如果迟迟不放松，达到其他那些目的也就要推迟了。这点同样适用于没收个别德国人在国外的资产，包括财产，以及诸如专利权、商标等。德国人埋怨这是违反国际惯例。对于这种埋怨可以立即援引纳粹党自己过去违反这类惯例的事实来加以反驳。今天个别人，作为参与国家所有行动的一分子，也不能指望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从他未能阻止这些行动的意义来讲）。实际的困难是难以使遭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