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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派遣占领军的实际规模并未作出承诺。这种让步由怀南特于5 月31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宣布了。这时候，美国政府内部交换意见的情况再度趋于复杂，因为怀南特的行动看来事先没有通知国务院，特别是没有通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4 月28日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颁发过一道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于6 月9 白又向地中海地盟军最高司令颁发了另一道指令，坚持美国军队不得使用于南欧，包括奥地利在内。随后出现的混乱以及设法使文件协调的工作，一直到10月才最终解决。那时盟军司令部的工作方始取得真正的进展，准备组织占领初期的奥地利军政府。
与此同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7 月1 日建议三国共同占领在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范围内的整个奥地利。四周之后，即7 月31日，怀南特进一步确认美国接受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但只在维也纳派驻一支象征性的部队。
这至少说明有了一些进步。因此英国代表于8 月21尸提出建议，设想采用三国管制中央的制度而申英苏两国联合予以占领。
但是，德国西部的两个占领区如何分酞这个中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对这个问题迟迟不作决定，反过来使管制奥地利的进一步规划也延宕了下来。直到英美两国政府首脑于1944年9 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八边形”）时，罗斯福才最后接受英国原先提出的建议，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地区。此时双方又同意对奥地利应分别进外理。欧洲咨询委员会再次考虑了这种主张，于是11月13日苏联代表提出了一个划分三个占领区的新草案，规定苏联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东半部，英国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西半部，外加卡林西亚，美国占领上奥地利、萨尔茨堡，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包括东滞罗尔。苏联的计划同时规定了三国对维也纳本身的占领：苏联占领东北区，包括内城；英国占领西北区；美国占领南区。288 对这些新建议的讨论，这时受到了新出现的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在丘吉尔和艾登10月份访问慕斯科期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应邀请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三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的日期定于11月11日。法国接受邀请乃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而且意味着在那天以后不久，法国对于解决问题将有发言权。既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必须取得一致同意，因此到目前为止解决的任何问题不得不重新予以讨论。第二，1944年10月28日，保加利亚政府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的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解放了的中欧国家里，占领国所施加的影响之大小很可能直接与驻扎该地的军队的多少成正比例。在保加利亚，尽管管制工作委员会是国际性的，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真正有力量的是苏联，因为它的荤队实际上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第一点考虑刺激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力图使德国占领区的协议得到签署，从而刚好在法国被委员会正式接受之前，即11月14日，签署管制机构议定书和占领区议定书。第二点考虑对说服罗斯福相信下述观点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美占区毕竟是可取的，特别是因为美国接受了毗连奥地利的南部德国占领区，军队的补给问题这时已不大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虽然有相当一庚时间的延宕，1945年1 月5 日怀南特接到了指示，要他接受1943年11月13日的苏联建议，但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按军事理由提出并经国务院同意的。法国虽于1944年11月11日应邀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但到11月叮日才实际参加。那时法国代表立即要求在德国划出一个法国占领区，但表示不可能有足够的法国军队去占领奥地利地区，只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但是，当美国表示它决定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占领区时，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1945年1 月29日英国代表提出一个新的草案，规定法国完全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这一草案就变成了最后的占领区协议的基础。289 英国草案对苏联在1l月份提出的建议作了件多重要更动。它不仅设想出一个由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不包括东蒂罗尔）组成的法国占领区，并且设想法国享有和其他三国同等的地位来参加管制，即在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中包括法国成员，并在维也纳城的东南部建立法国管制区。此外，原来苏联政府建议的英国占领区，其界线是不顾德国的邦界和奥地利的州界而自定的专区界限，把施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一分为二；英国人建议不采取这样的划法，而是以1937年12月31日奥地利的国界为基础，按德国在奥地利境内的分区界线来划定不同的占领区。他们认为，这种划法有可能利用现存的州级行政机构，便于管制。根据这点，英国建议把整个下奥地利分给苏联，包括布尔根兰的北半部；把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分给美国；英国则分到卡林西亚、施蒂里兀布尔根兰的下半部和东蒂罗尔。至于维也纳的划分，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建议占领国应沿袭纳粹所划的维也纳区，而不是仅限于苏联建议的维也纳城区。英国人把这个大维也纳的西南部划给自己，西北部划给美国；东北部划给苏联。内城则由四国共同占领，由各方司令官任命的四个指挥官组成的盟国间管理权力机构来作出安排。这四个指挥官还负责“大维也纳”区的联合行政管理。一俟军事情况允许，不迟于德自签署军事投降条约或停止首组织的反抗之日，全部协议应立即付诸实施。就建议中的各国占领区来说，苏联代表在接受时提出两个重要保留条件。他希望在苏联占领区内，第一要包括上奥地利中位于多瑙河北部的那一部分，第二要包括布尔根兰州的施蒂里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1938年10月1 日纳粹法令颁布后才划出去的。他还维持原来的“小”维也纳的建议，就是说要恢复1937年12月31日的维也纳边界线。苏联代表提出的两点界线更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让苏联控制住奥地利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整个边界，还控制住奥地利境内整个多290 瑙河北岸。然而这两点要求都被承认了。据埃里克森说，对于第一点要求是美国让步的，尽管怀南特加以反对，止步的原因是这一要求“没有重大的军事考虑”。对于第二点要求是英国让步的，旨在希望苏联代表不会继续反对英国关于划定维也纳界线的建议。
实际上，苏联提出的修正只是对英国草案建议的划分各国占领区有所修改，此外并无实质性的变动。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关于维也纳本身的安排。事实上，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把整个文件的签署一直拖到7 月份。这里也应该提一提，虽然法国占领区的范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政府一级一时还没有批准。2 月份，丘吉尔在雅尔塔力争让法国完全参加对德和对奥的管制，斯大林勉强予以同意。但是直到5 月份英美两国之间解决了德国的法占厦的细节之后，美国方始同意英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提出的有关奥地利法占区的建议。与此同时，民事工作计划也以加速的步伐进展。魁北克会议决定对奥地利的处理要与德国区别开来以后，英国的奥地利计划组——当时在副专员（民事）w ·H ·B ·麦克（后来是亨利·麦克爵士）指导下——便从德国计划组中分了出来，同时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人员也经充实，与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密切合作。经盟军司令部见历山大无帅同意，T ·J ·W ·温特顿（后来是爵士）准将被任命为副专员（军事），负责协调把管制委员会的英方人员于1945年春季送到意大利与美方的人员会合。美方人员当时已经集结，并于不久前已经进入意大利。法方当时还只在组织过程中。
第三节 奥地利抵抗运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说，在最后处理时，要考虑到奥地利自己对其解放所作的贡献。这一条291 款所根据的是对其他被占领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所作的类似的政策声明。而写上这条显然抱有双重希望，一是促进反抗运动的兴起，二是便于使摆脱纳粹羁绊的独立政府能产生。虽然看上去这未必是苏联的战后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兴起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反抗运动，会扭转局面，有利于战后阶段对奥地利作比较宽大的处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反抗运动从未象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那样对盟国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从未存在过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诚然，有一批参加奥地利抵抗运动的人后来在重新组成的行政机构中担任了职务，但重要的情况是，战后第一个奥地利政府中的领导成员，除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外，并不是从流亡归来任职的，也不是来自游击司令部，而是在集中营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伐后第一个当选为奥地利总理的和奥波德·费格尔本人，从1938年到1945年就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零八个月。实际情况是，在奥地利开展抵抗运动比在任何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要困难得多。自1938年4 月2 日第一批囚犯一百六十五人被押送到达豪以后，在德国占领初期，盖世太保的控制就在于清除一切能够钡导任何形式反抗的奥地利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尽管口音与方言上有些区别，对密探的渗透和对管理细节方面的严格监督还是非常便利的。全国一切主要职务都为德国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奥军中尚存的部队被互相隔绝而且远离祖国。还有几个其他因素，虽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牵制其兴起。第一，纳粹确曾不遗余力地破坏奥地利的国家地位，甚至这个国家的名称都很快消失了，奥地利先是292 变成“东部边区”，后来仅称之为“大德国的多瑙河区和阿尔卑山区”。但奥地利的国家地位是凡尔赛和约确立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奥匈帝国的内部战争时期，奥地利人民的一般倾向，不是忠于他们国家的整体，而是忠于维也纳，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忠于社会主义运动或忠于其他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利益。到1931年5 月31日，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等州的州议会都曾分别试图脱离新建立的共和国，伺德国结成联盟。第二，奥地利人在1934年至1938年间已习惯于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如果说那种政权比意大利或德国的独裁政权温和一些的话，它却仍然没有排除新闻检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一直是依靠国际联盟的一系列贷款来维持下去的。在以1931年5 月维也纳信贷储备银行倒闭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奥地利的失业和贫困长期持续，显然无可救药。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奥地利人的随和性格使他们不幸地倾向于无所作为，耸肩忍辱，而不愿以卵击石。他们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观（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在1938年“优柔寡断”，抛弃了奥地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力量是庄倒一切的，而罗马天主教会一开始就对纳粹统治默然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一种无依无靠和自暴自弃的普遍感觉。
一些具有几百年民族意识的国家，遭到德国的入侵与占领，其繁荣与财富，在一个世代内再一次被摧毁，那么奥地利国内的反抗运动，在规模上不如这些国家，从所有上述情况来看，本是不足为怪的。而比较令人惊奇的倒是奥地利的反抗最后竟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因为到1955年将这段经历的材料充分搜集起来后加以描绘，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反对纳粹主义的范围之广，超过大战结束时的一般推测，秽及的地区比实战期间西方阵线所知道的还要广泛。
尽管奥地利纳粹分子对1938年的德奥合并无疑地表示欢迎，其他许多人也表示消极接受，但当时维也纳最可靠的消息认为，如果许士尼格能够贯彻他原先的意图293 在1938年5 月13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对此的最好证据也许是希特勒要用压倒一切的兵力来实行吞并。要不是许士尼格在最后一分钟宣告“德国人的血不可流”，继而命令部队不得抵抗，奥地利军队虽然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但也可能会对德国入侵作出某种程度的负隅反抗。实际情况是，最初的反纳粹运动似乎来自罗马大主教徒，从1934年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唯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年10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