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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唯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年10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开始就投降，于是引火烧身，敢于冒犯占领国，在10月10日写给教区教友一封公开信，阐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责任按其信仰抚育子女。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为红衣主教的这种强硬态度所激励，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属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在军队里，在君主主义者中，在共产党小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组织。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从1934年起一直是在活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地利部队就发生兵变，但都未成功。初期的领导人刚被逮捕，别人就立即挺身而出，来接替他们。
然而，盖世太保的残忍使人们小心翼翼。反抗运动在长时期内只限于这一类的斗争，如在工业生产上采取“消极怠工”，用窃窃私语进行宣传，由医生提供虚假诊断书等。到1942年第一批消息开始传到国外，说前线的奥地利士兵纷纷逃跑，奥地利的工厂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包括炸毁多瑙河上科尔诺伊堡港的种种破坏活动等等。1943年3 月，奥地利青年联盟主席彼得·冯·阿尔贝特在伦敦宣称，许多机密报告证实了奥地利“全民的反德态度”，他还谈到“纳粹冲锋队与奥地利工人经常在街头殴斗”。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意大利和斯大林格勒获胜的消息鼓励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最后当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奥地利部分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时候，它无疑地激起了奥地利人对他们国家战后将会受到公平待遇的新希望。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有关奥地利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抗纳粹的消息开始纷至沓来。大部分由逃亡士兵组成的一支奥地利游击队，在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294 徒在内的反抗组织的松散联盟即奥地利自由阵线领导之下，以福拉尔贝格的儿个地区为中心开展活动。这些游击队的某些部分，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赶出基地之后，经由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到达斯洛文尼亚，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11月在斯洛文尼亚组成一个奥地利营，由南斯拉夫指挥，士兵和军官都是奥地利人。其他反抗组织在布尔根兰、施蒂里亚和蒂罗尔的不同地区也开展战斗，其人员的来源相同而政治目标则各异。作为1944年7 月20日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反抗运动和奥地利的掩护行动建立了联系。在奥地利两个军区的东部，逮捕二十名纳粹党要人的计划执行得很成功。据说，如果不是德国秘密计划遭到失败，奥地利的计划就会完全彻底地执行。实际上盖世太保随即采取行动，逮捕了一万多名奥地利人，维也纳的纳粹法庭每月判处死刑的人数多至四百名，然而这种镇压的凶焰并没有遏止住奥地利的反抗活动。1944年12月，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即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它负责指导许多地区特别是维也纳区的反抗运动。各种地方组织加入了这个委员会。特别在蒂罗尔，由后来的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领导的地方委员会，在美军到达以前夺取了因斯布鲁克的政权，其后成为当地的州政府。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 ）的军用纹章O5（以5 代e ，因为e 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成为整个奥地利皮抗的象征。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七人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两名，天主教徒荫名，共产党人一名，自由党党员一名，无党派一名。以后伦纳政府的核心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中的某些人组成的。
1945年初期，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首次与外界取得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瑞士的奥地利组织“瑞士联络处”建立的。2 月份，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去巴黎，设法与盟军取得了联系，把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告诉盟军，并要求支持。3 月份，一个年轻的反抗工作者弗里茨·莫尔登访问驻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要求盟军不要轰炸奥地利的非牟事目标。莫尔登获得了一个特殊身分，担任了驻意大利美军的联络官。
与此同时，奥地利自由阵线于3 月11日发出一份备忘录，说明它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建议允许奥地利招募一个兵团，参加联合国家一边作战。这个建议显然因提得太迟而未能实现。总之，备忘录是在4 月底才送到伦敦的。
然而，所有这些活动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为在那些国家，有了盟国人力物力的渗透，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作战实力的部队，相形之下，奥地利不免处于劣势。1944年9 月，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警告奥地利说，奥地利要作出可为盟国考虑的贡献，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了。一个月以后，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从伦敦作了广播，呼吁国内同胞“打开锁链”。甚至在1945年3 月，艾登还对下院议员说，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是“相当特殊”的。“不可想象”它能够和被解放的国家或盟国的领土相提并论；问题已经再三表明，在最后处理时，必须考虑奥地利本身对推翻纳粹主义所作的贡献。他想提醒奥地利人民，时间有限了。然而，他趁机重申英国政府的希望，即应该重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因此到1945年3 月，即解放前夕，盟国的对奥政策仍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占领区的划分已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确定了大体轮廓，关于管制机构的协议也确定了主要条款。但是，如前所述，在7 月份之前，两个协议都没有签署。不管怎样，莫斯科宣言中所暗示的矛盾并未消除，即使矛盾所产生的整个影响暂时还不明显。
第二章 解放
第一节 从东部解放
1944年6 月和7 月丘吉尔提议盟军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登陆，罗斯福没有表示同意，而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却一反他往常对西方国家在296巴尔于半岛地面作战信心不足的态度，强烈主张西方盟国应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登陆，向维也纳挺进。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这时苏联军队距离柏林的路程比盟国军队要远得多，而且在波兰遭到了严重的堵击。此外苏联统帅部似乎相信，德国人因为仇恨俄国人，他们会在东线集中一切防御力量，情愿让西方侵入德国。看来切斯特·威尔莫特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斯大林希望通过这一建议把足够的德国兵力引出中欧和巴尔干前线，以便红军向柏林和维也纳挺进。可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德国人在阿尔登山脉发动了进攻，有效地把西方国家的进军推迟到2 月份，致使整个前景改观。那时东线苏军进展得非常快速，离维也纳只有八十英里，离布拉格只有一百二十英里，离柏林只有四十五英里了。2 月15日，苏军挫败了德国在布达佩斯的最后抵抗。此外，美国反对动用驻扎在西欧以外的美国后备军，再加上铁托拒绝接纳英军，这就使得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大规模登陆的问题成为泡影。总之，此时的形势发展已使原来要协助苏军挺进的想法变得没有必要了。3 月份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的东方和东北方展开猛烈反攻，欲解布达佩斯之围。可是到3 月16日，这一军事行动已经损耗了德军的兵力。俄国人迅速予以反击。在月底之前，他们已经越过奥地利边界。4 月4 日传出消息，说苏军的装甲前卫距维也纳已不到十二英里。四天后（4 月8 日），奥地利首都被围。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苏联政府关于奥地利的宣言”。这一宣言根据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宣言说），奥地利人民与德国境内的德国人不同，他们是“反抗德国人把他们疏散”和“欢迎红军解放奥地利的”。宣言又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占领奥地利的任何领土，或改变奥地利的社会秩序。苏联政府烙守保证奥地利独立的莫斯科宣言，将把宣言变为现实，支持在奥地利根除纳粹统治与重建民主条件和民主制度。这一宣言发表后，托尔297 布欣元帅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尽可能在备方面协助红军，同时保证不触动“个人权利、奥地利公民的所有权、私人社团以及属于私人的财产”。呼吁书继续说，在奥地利人民自己“通过民主方式”重新建立奥地利当局之前，将由红军任命的临时市长行使民政职权。行政人员将从当地居民中挑选。呼吁书以这样的词句来结束：“用你们自己的功绩为奥地利的解放作出贡献吧。你们这样做就会加速全面解放，重建奥地利的自由和独立。”
在4 月13日维也纳陷落前的五天苦战和在其后苏军占领的最初几周中，奥地利人对于苏联这些诺言的实际意义便有所了解了。在上一年秋季，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分散的抵抗组织因德国军队和民团中的奥籍兵士纷纷逃亡来归而得到了加强。纳粹为了保卫奥地利，最后企图招募本地人入伍，称为民团，这是一次夭折的“总体”动员。4 月2 —3 日夜间，反抗组织领导人与苏军司令托尔布欣元帅取得联系，并提出了一个计划。托尔布欣元帅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便利苏军进入维也纳的计划。4月5 —6 日，德国克雷默尔将军声称，城内枪声可闻，但并非来自俄国人的射击，估计有一万五千名武装的奥地利人在反对德国人。4 月7 日，奥地利各游击小组迎接红军。4 月13日维也纳陷落时莫斯科电台宣布，维也纳居民和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居民不仅在战斗时“协助红军，制止德国人的抵抗”，而且通过这样帮助解放维也纳而“保全了奥地利民族的荣誉”。4 月12日，《消息报》指出，“奥地利自由阵线在组织游击小组和成立南斯拉夫军中的奥地利部队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
然而，尽管苏联官方这样承认奥地利人的协助，并且向全体奥地利居民作出过种种保证，但是维也纳的群众在这时候却亲身经历了所有大规模掳掠和疯狂破坏的恐怖。对俄国军队来说，夺取维也纳被公认为一次长期而298 艰巨战役的顶点。他们曾经看到自己的国家惨遭蹂躏，自己的村庄化为灰烬，自己的妇女为残酷的侵略者所污辱，由于侵略者自诩属于一个优秀种族，使所犯暴行更为人所不齿。此外，俄军中大多数是简单幼稚的士兵，他们在胜利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粗野放荡，他们也不去细辨操德语的人中这一个与那一个的差别。就这种士兵来说，他们要求痛痛快快地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然而，无庸置疑，大多数维也纳人现在只希望结束战争，不管抱着什么保留态度，他们都在准备把俄国人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假如苏联军队的行为有所节制，与他们司令宫的声明相称，他们赢得的友好与尊敬，很可能不下于他们实际上引起的恐怖与仇恨。他们初期在奥地利的所作所为，正如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一样，使得人们坚定不移地要反对他们。
同时，我们在回顾过去时也要说一句公平活，维也纳陷落时和后来一个阶段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暴行，绝非都是苏联士兵干出来的。伦纳写下了他的看法，说战胜者所造成的破坏，在许多情况下比纳粹分子撤退时所犯下的罪行要轻得多。纳粹分子撤退前的破坏堪称典型，他们把不能带走的一切补给品和设备都搞成废物。就是这些纳粹分子，命令救火队撤出城市，好把许多东西都付之一炬，使人无法抢救。尤其是这个都城的象征、右代圣殿圣斯蒂芬大教堂，也是纳粹分子下令开炮予以摧毁的。
此外，在各大城市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一批不法之徒，其人数随难民逃兵和地痞流氓的流入而激增。流入的这些人是在苏军挺进之前从十几个国家逃亡出来的。果子酒和杜松子酒到处都是，无人收进空室的酒窖。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一切正常销售制度已遭破坏。整个社会生活组织暂时处于崩溃状态。在这种幻灭和绝望的时刻，就连那些平素矜庄自持、奉公守法的人，为了苟延残喘，有时候也不得不象小偷土匪那样行动了。
在乡村里，情况自然要安逸得多。可是，即使在乡村，苏军到达时也免不了犯下种种暴行，这样就使原来欢迎解放者的许多奥地利人猛然醒悟了。事情也怪，正是299 这类暴行所造成的一个事件却决定了奥地利第一个战后政府的成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值得详细一谈。
卡尔·伦纳博士是老一代的社会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当过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自1934年以后被迫退隐。他曾经叙述过苏军进入时怎样发现他住在塞马林山隘下的小镇格洛格尼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