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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匈牙利也如法炮制。这些人大量涌入奥地利，与之俱来的还有从奥地利东部苏占区逃来的其他许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想到西方国家占领区内避难。而且，尽管在制订计划阶段认为所有流亡难民都会愿意重返家园，但很快就清楚，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苏联或苏占区和来自现由铁托元帅政权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人，都极不愿意回国。这些政治难民在联合国家和前敌国的国民中都不乏其人。的确，到1945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凡是愿意离开奥地利回国的人大多数已动身了。因此，原来划分的两大类，实际上已变为愿遣返者与不愿遣返者这样两大类了。358 这种划分是盟国对奥委员会有效工作的直接成果，因为在1945年8 月四国流亡难民管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后，这种分类很快导致东西方之间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苏联坚持强制造返，西方盟国则坚定不移地拒绝往后对难民采取强制措施，那些被证明是战争罪犯的人则当别论。苏联坚持己见，使寻求共同行动基础的尝试失败。这意味着不可能在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实行一种统一政策，因此各国在其占领区内继续自行其是。
然而，即使在应付这种新局面的情况下，进展还是有一些的。波茨但会议为了试图改变这种混乱情况，曾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遣返工作虽然要做，但应该要求三个有关当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府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暂时停止把德国人驱逐出境，好让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便在各占领区公平分配被驱逐出来的德国人。波茨坦协议中有关这一问题的部分没有提到奥地利，所以一开始时对奥地利未起作用。但在1945年11月20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把奥地利列入要驱逐德国本上公民和其他国家中德国公民的国家之一。对这些人的接运工作很快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这一机构名为“德国人代表团”，是在1945年11月20日成立的。它着眼于挑选熟练工人和其他在经济上对德国有用的人。由于奥地利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因此1946年1 月5 日在奥地利内务部成立了一个国民定居局，为了与“德国人代表团”抗衡，又成立了一个“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代表团”。但是，1946年2 月19日奥地利联邦政府与西方盟国签订的有关协定，苏方不予承认，下令波茨坦协定中提到的德国国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应一律从苏占区立即撤离。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战争结束时在奥地利居留的外国人，其总数到1945年底毕竟大大减少了。许多联合国家的国民已被迫返。其中五万九千名波兰人和七万八千名苏联公民。实际上所有的德国战俘已经撤走了，从捷359 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驱逐出来的德国公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也已着手遣返。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估计，其他难民为数尚多，大约有四十万人。其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为前敌国国民，百分之二十五为联合国家的国民，包括不论国籍，只要是在战时曾遭德国迫害或受骗的人。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的人数只有五万，因为在可以救济的一类人中，排除了敌国国民。
下一年内，因为那些从波兰、捷克斯洛代克和匈牙利驱逐出来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被送回了德国，形势大有进展；其余的联合国家国民被遣返回国，又使形势进一步好转。整个遣返数字不下二十万人。留下来的人大部分是不愿风国的“铁杆分子”——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反华沙政府的波兰人、反苏的乌克兰人和以前敌对的匈牙利人，还有尚待遇返的大批被驱逐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甚至还有德国本上公民。经过各国遣返代表帮助说服，这些人中有的改变了主意。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刚被送走，新的难民又接踵而至。1945年底以后，所增加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都是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驱逐出来的。由于波茨但协定并未提到上述三个国家，英美两方军政府拒绝这些人进入德国，他们不得已而留在奥地利了。此外，1946年9 月，德国的美方当局因为它的占领区内有人满之患，不得不暂时停止批准入境。不久，德国的英方当局也作出类似的决定。
而且，与此同时，又有大批犹太人离开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其中大部分要去巴勒斯但，却把奥地利当作中间停留站。撇开持续不断的膳宿供应问题不谈，他们的到来特别给英方制造了政治上的复杂情况，因为英国是受托管理巴勒斯但的国家。
除了许多新难民进入奥地利外，还有不少已经在臭地利的难民，一开始就逃避了注册登记，其原因不是当局出于疏忽，碰巧把他们漏掉了，就是他们有意规避，生怕360 登记后可能引起什么后果。等到西方国家反对强制遣返的政策逐步为众所周知时，他们中有许多人就不再隐蔽，出来向当局要求救济。
总而言之，最后的结果是，到1946年底在奥地利的流亡难民总数只是比1945年底的总数略多一些罢了。根据1946年10月1 日英国的一个估计。其数字为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二人，其中有二十六万人是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1947年4 月美国的一个估计，认为总数是四十六万七千五百十七人。
人们一直注意到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处理流亡难民问题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想法，这种分歧是苏联坚持强制造返所造成的。意见的分歧影响了采取统一的政策，并严重妨碍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联总与奥地利政府的协定中规定，既然处理流亡难民是盟国委员会保留管制的一件事，联总的参预必须根据它与委员会订立的协议。但事实上苏联的反对使这项协议未能达成，其结果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得不根据它和三个西方国家的高级专员所订的各项临时协议来进行工作。实际上这并不十分妨碍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来执行救济和遣返任务，因为理由很明显，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内的。尽管管理方法各不相同，三国工作的总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难民集中在西部占领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为苏联利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虽然许多流亡难民如果给予机会都是很想干活谋生的，而且的确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并于最后获得了为奥地利所接纳的权利，但是也有另外许多人，特别是在初期，不愿接受管制，自由自在地到处流浪，随遇而安，谋求一饱。他们这样做，不但失去当地人对整个流亡难民所处困境的同情，而且威胁着公共安全。苏方就能够利用这一点，还利用西方的反对强制遣返来一再攻击西方国家在其占领区内藏垢纳污，“窝藏法西斯分子”。的确，在1946年6 月巴黎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就以此为理由来推迟考虑签订奥地利条约。
有趣的是，尽管这样，苏方倒被劝使提供其占领区年361 流亡难民的统计数字，但他们的统计显然是随意武断，这就降低了统计数字的价值。举例来说，1947年4 、5、6三个月的难民总数一直是六万八千人，而从了月到12月却是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二人。
奥地利政府在照管难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象它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1946年3 月接管之前，奥地利政府不得不以先令来偿付难民营的费用，而救济难民的进口物资的总费用则是由奥地利政府作为总的救济债务的一部分来支付的。在初期，军事当局还供给诸如建造临时营房的设备和管理难民营必需的交通工具，但到1946年5 月31日以后，这类供应便告中断，供养难民的全部费用就都由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担了。
到1946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流亡难民问题乃是国际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其工作时，不能予以忽视，于是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建立了后来成为国际难民组织的机构。但就奥地利而言，虽然不可否认，流亡难民很快就以他们的劳动力奥地利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甚至到1955年，难民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警察
苏联训练的共产党人和游击队领导人弗朗茨，霍纳被安插为伦纳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山而重建一支非政治性的警察力量乃是它们本身所确定的初步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简直不存在什么警察力量。纳粹所建立的整个组织机构都已瘫痪，那些负责人都已逃跑。其后在1945年6 月，俄国人首先建立若干辅助警察小组，归鲁道夫·豪特曼领导，此人过去是电车售票362 员，是个忠诚的井产党员。而弗朗茨·霍纳领导的来自南斯拉夫的奥地利游击营则驻在霍夫堡，充当共产党的护卫队之一。但与此同时，奥地利旧警察中的一些人员，在弗朗茨，纳吉指挥之下。从奥埃尔斯堡宫的抵抗运动司令部派出来工作。其后不久，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副部长社会党人奥斯卡·黑尔默根据7 月20日的权力过渡法着手采取积极步骤，在更加有组织的基础上扩大警察活动范围，摆脱共产党的控制。俄国人同意他的建议，召回前维也纳警察长、七十九岁的伊格纳茨·帕梅尔博士，因此到8 月下半月其他盟国抵达维也纳随时候，一个非共产党的警察力量的核心已经存在了。
10月7 日，在英国人的鼓动下，四方公共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建立一支由中央征募和组织的并经过适当训练的警察部队为主要目的，商讨了八点政策。法方和苏方唯恐新的警察可能变成奥地利军队的核心，这一疑虑必须打消。但到11月份，四方已一致同意制定一项政策。1946年1 月，在以前的罗绍尔一卡泽恩兵营建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学校，因此在年底之前应征的新警察源源而来。在成立一支重新组织的警察和宪兵部队方面，三个西方占领区都有进展，在苏占区内也有较少的进展。第一次各州代表会议已经剥夺了共产党对警察的控制，建立了一个各党委员会，霍纳要有所行动就不能不通过这个委员会。1945年底第一个自由政府成立后，内务部长的职务文由奥斯卡·黑尔默担任了。从奥地利国内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然是左右大多数选民的人民党对社会党人表示信任的一种姿态，从而成为加强联盟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也标志着结束了共产党人对警察的一切实际控制。黑尔梅尔在西方国家的坚定支持下，着手清洗共产党分子，只有在苏占区内被迫勉强同意保留共产党分子的部分职位。毫无疑问，他最大的成功乃是把俄国人建立的由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人迪尔迈埃尔博士领导的政治警察组363 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在1946年之前，迪尔迈埃尔专横独断，有权把犯人扣留在劳动营内。有一个劳动营就座落在英国管制的维也纳第十一区内。英国保安官员在访问这个劳动营后，揭露了它内部骇人听闻的情况（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有两人不曾送至医院而在营内死去）。这个劳动营从此就不再归迪尔迈埃尔控制了。虽然他一时还继续活动，但其行动已受到严格限制。后来黑尔默终于能够把他调到奥地利西部去。
对警察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说明奥地利政府的选举和得到承认已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从此以后，苏联政策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例如拒不伺意奥地利政府一再提出而由西方国家支持的建议，给警察发放武器和现代无线电通讯设备。诚然，奥地利人并没有完全控制苏占区的警察，苏联当局有时毫不犹豫地要让共产党警官继续掌权，或者力图威胁奥地利警官，不许他们执行本国政府的命令。甚至在1946年8 月，当恢复治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时候，黑尔默的报告中还说，在下奥地利，谋杀案件有二十六起，谋杀未遂案件有二十四起，暴行案件有九十八起。总的来说，苏占区的治安情况虽然确实本比西部占领区好，但也不象外国报纸有时描绘的那样坏。
（三）检查制度
解放初期，西方三国司令官对奥地利国内一切通讯联络建立了军事检查制度，作为一种安全预防措施。但在苏占区和维也纳则无检查。这时苏方已经明白表示，他们希望把非纳粹化的责任移交给奥地利当局。当四国开始讨论检查这一问题时，苏方竭力主张西方三国所建议的对维也纳国际通讯联络的民事检查也应交由奥地利364 负责。最后一致同意，维也纳检查局在盟国管制下检查一切民间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而维也纳邮政检查局则负责检查进出维也纳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