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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检查局在盟国管制下检查一切民间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而维也纳邮政检查局则负责检查进出维也纳的国际邮件。1946年间，奥地利政府多次要求停止一切检查，因为这与根据自由选举建立起来的全国性行政管理是不相容的。法国在其占领区内带头取消内部来往信件的检查之后，经过英方的推动，盟国委员会指令自10月4 日起停止一切国内来往信件的检查。但在1946年底之前，并没有进一步放宽检查。苏联方面一变早期的方针，在那时以前对放松管制一直采取敌视态度，阻挠了进一步发展。
应该补充提一下，检查制度的继续执行，对于1946年间奥地利与外部世界的电报、电话和航空通讯的逐步恢复起了许多抵消作用。
（四）建议的对奥条约
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条约是在本书所述阶段之后才实际进行讨论的。然而，在1946年底前已经采取了某些准备步骤，在这里必须谈一谈。
从理论上说，盟国与奥地利之间无需订立什么条约。奥地利被第三帝国并吞后己不再是一个国家，因而从未与盟国交战。所以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签订一项正式的和平条约的。况且莫斯科宣言已规定把奥地利重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已经执政，如果四国对宣言有一致的解释，那么为了结束占领，就必须分别与奥地利政府订立协定，处理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东西方上开始就对宣言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夯歧。尤其是三国在菠茨但会议上声明放弃向奥地利提出赔偿要求，随后又同意将奥地利东部的“德国365 财产”给予苏联，而苏联对这一点的解释却与西方国家对独立的解释，观点完全不同。此外，南斯拉夫提出的领土要求，克里姆林宫予以支持，而西方则坚决反对。因此很显然，如果要有效地贯彻莫斯科宣盲的保证，就必须通过占领国共同谈判与奥地利签订一项协定。这种协定应采用“国家”条约形式，正式调整政治和领土情况，以便第二共和国重获独立，同时规定占领军撤退的日期。
1945年间，其他困难太多，不容许根据这些方针来考虑签订条约。但早在1946年1 月，美国驻维也纳公使约翰·G ·埃哈特向国务院建议，奥地利条约应与德国问题分开考虑，并应与意大利及东南欧的其他敌对国家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同时开始进行。因此华盛顿准备了一份条约草稿，2 月份、美国正式通知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说他们希望下一次外长会议在巴黎开会时讨论对奥条约问题。5 月份开会时，英美两国代表坚持要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但未成功。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与贝尔纳斯的私人谈话中温和地告诉他，奥地利条约是一个“特殊案件”，不管怎样井无具体建议可供讨论，而且由于奥地利政府忽视非纳粹化工作，必须再予以占领一年，总之苏联代表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一个反建议，说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应先交副手们讨论，研究一下是否应由部长们亲自来考虑。为了对付苏联方面的反对，美国代表得到英法两方的支持，在讨论6 月15日开始的下一半会议的议事日程时，建议列入奥地利条约问题，并建议副手们应同时准备好提供外长们考虑的条约草稿。苏联代表再次反对，这一回的理由是副手们已经在讨论五个条约，没有时间了。贝文提议四国在会议体会期间交换条约草稿，这也仅能366 迫使莫洛托夫答应采取措施“加紧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罢了。贝文提出皮对意见，说英国代表继续坚持在6 月份考虑对奥条约，“不管用什么方法对待这个问题”。外长会议间歇期间，贝文在1946年6 月4 日的下院外交辩论时，直率地表示出他的愤愤不平，他说：“苏联硬说他们不准备讨论奥地利问题。这一点我当时不明白，现在还是不明白。那时以后，美国已提交一份条约草稿。我们在外交部有一份详细的草稿。”
会议的下半部分继续召开时，代表们都已拿到了在休会期间散发的美国草稿。会议采纳了法国代表皮杜尔提出的决议案，把“审查奥地利问题”列入未项议程。6月26 日，英国代表散发了一份题为“对奥条约重要章节方案”的草稿。但只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7 月12日，才讨论了这个问题。贝尔纳斯建议委托副手们研究现有的两份草稿，如法国和苏联也提出草稿，可以一并研究。莫洛托夫相反提出了一项四点决议案，要求注意：新管制协定已经给予奥地利政府更大的自由；奥地利的西部占领区内有四十三万七千名流亡难民，他们在战时反对过盟国，确已构成对奥地利内部安全和“毗邻民主国家”的一种威胁；因此需要以撤走这批流亡难民作为恢复奥地利浊立的先决条件；（再提一下）必须先行签订五个其他条约，然后才能授权副手们准备对奥条约。其他代表对此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莫洛托夫又滔滔不绝地争论了一番，其论据是硬说奥地利还继续存在着纳粹主义，还在和德国勾结。显而易见，情况已不可能再有什么进展了。
但与此同时，形势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6 月份达成协议：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和约中允许在交通线上留驻苏联军队，直到苏联从奥地利撤军为止。
因此在巴黎会议结束时，苏联代表取得了两个重要收获。第一，他们诱使美国和英国的代表透露出他们考367 虑签订奥地利条约的条件的性质。第二，他们获得了在奥地利愿留多久就可在东南欧驻军多久的牢固的法律基础。而西方盟国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对苏联不愿撤离奥地利又引起了另一个动机。
1946年12月在纽约召开的下一次外长会议上，争取考虑奥地利条约的尝试又遭失败。然而，因为这时已完成了对意大利和一些卫星国的条约，莫洛托夫最后同意把对奥条约和对德条约一并列入下班会议的议程。下次外长会议订于1947年3 月召开。
其后对条约的谈判情况在《概览》丛书的以后几卷中有所叙述。对奥条约的讨论是从盟国对奥委员会审议的不同标准上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讨论并不是严格限制在所提参考条件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别是在赔偿管理处内，经常讨论着直接有关订约条件的问题。各国代表时常向有关的处提供谈判的消息。最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存在与否显然取决于条约谈判的成败，因此谈判的进展和前景对委员会工作的速度和总的气氛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这件事虽然与奥地利条约没有法律上的联系，但对奥地利战后的对外关系却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46年9 月5 日达成了关于解决南蒂罗尔操德语的居民问题的双边协议。但这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职责无关。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
第四章 结束语上一页 目录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的看来，西方盟国在1945年夏季进入维也纳时，对前途是满怀希望的。战争期间，盟国之间尽管一直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它们决没有严分东西，互相排斥，对希特勒给予毁灭性的失败，也未有所阻挠。而且，胜利者已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国际368 组织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于丘吉尔所说的合作繁荣的“广阔高地”之上。盟国委员会中的西方高级官员非常清楚，特别在维也纳，关于委员会的工作基础，要与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因为比别人更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对成功的前景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在俄国人占领了格拉茨三个月之后，进入该地的英方人员，对于指望苏联军队做出模范行动，绝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看到的是铺着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烧，卧房四角粪便成堆；他们听到的是当地居民讲不完的遭受奸淫掳掠的事件。然而，当时军官一级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真诚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国有可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总的说来能与俄国人合作共事，尽管彼此之间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苏联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们对俄国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动表示尊敬，《战争与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们在战时以赞扬的口气谈到苏联，这些都同样有助于友好亲善。因此委员会中的许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维也纳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有机会积极参加战后受到双倍欢迎的重建工作，而且还为了有缘会见苏联盟友，谈天说地，互致殷勤，了解他们对于人生的见解。不仅如此，维也纳又是欧洲的伟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甚至纳粹主义和六年的战火都难以将其摧毁。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乃是众所周知的乐天友好的人民，而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将是一项愉快的任务。最后，维也纳是通向其他国家或都城的大门，其历史影响几乎是同样伟大的或者更加伟大，但六、七年来却为烽烟所阻，不久就有可能从那里旅行到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甚至到更远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亚或华沙。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369 表情，一声不吭。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但这种机会是罕有的。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民主”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370 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