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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经典也多一些，大体与内地翻译的差不多，但其精神，特别注重密教，
所以密宗部分，比内地翻译多了许多。其本土先哲著作，也很丰富。不过内地
译本，亦有少数为藏译所无，如般若部的《大智度论》等。唯西藏人对佛学修
养，自视甚高，认为内地几乎无佛法，简直有些闭户称尊的气概。内地一般倾
向西藏密宗的学者，甚至也随声附和，未免有冒昧学步，自他两误之嫌。
密教佛法部分，多半自莲花生大师所传，与内地唐玄宗时代，印度密宗三大
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传入中国的密法，大致相同。我们的密宗佛
法，由盛唐到宋元，都很盛行，到明朝永乐年间，才明令摒弃，除保有少数无
关宏旨的咒语与方法外，都流传到日本。现在是这样分别：称传入日本的密宗
叫东密，西藏的密宗叫藏密。藏密的特点，有些的确是东密所无：（1 ）藏密
融会印度婆罗门教、瑜伽术等的修身方法，进而修炼精神，升华超脱，以入佛
法心要大寂灭海的境界。用现代术语说，是一种最高深的身心精神科学，实验
心物一元的实境。它的方法，也很合乎现代的科学化，所以现在欧美人士，如
德法英美等国，倾心学习者很多，推崇备至。这一部分理论与方法，许多相同
于内地正统道家传承的方法，但非一般旁门左道可及。（2 ）藏密中有一种调
治心性之学的方法，如大手印、大圆满等等，同内地的禅宗又极同，这种方法
与学理，摆脱宗教的神秘色彩，直接证验到“明心见性”的境界而且历代传承
的祖师当中，亦有汉人，只是不及禅宗的神悟，始终落于签象之中。密宗到底
属于秘密教，咒语的难解，效果的神奇，配合虔诚的宗教崇敬信仰精神，加上
未经开发的森林地带，与雪山的神秘性，故使整个西藏，永远笼罩在神秘的气
氛当中。此外，密教还有一特点，其精神虽然出离世间，其方法不是完全遗世，
它是联合人性生活而升华到佛性境界的。因此他们的修持，有一部分包括男女
双修的双身法，流弊所及，祸害丛生。宗喀巴大师的改革密宗，创立黄教，就
是针对这种方法的反应。大家看过北京雍和宫的双身佛像，一定会有许多疑问。
其实，这只是密教的一种方法，说明人的生死之际，就在一念的贪欲迷恋，转
此一下子，可以使精神解脱，升华到身心物欲世界以外，趣入寂灭境界，得到
不可思议的妙乐。可是正因为其方法，利用人性兽性的习惯而自求超脱，反容
易被人托辞误解误做，唐到宋元明间，密教在西藏的情形便是这样。甚至，牵
连蒙古在内。
宋代有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入藏，提倡正知正见，传授中观正见的止观法门，
著有《菩提道炬论》，影响西藏佛法甚大，由此种下了明代宗喀巴大师改革佛
法的种子。那时，有一内地学禅宗未透彻的僧徒，名大乘和尚，跑到西藏提倡
中国佛法，标榜无想念为宗，号召徒众亦不少。后来与阿底峡弟子当众辩论，
被驳得体无完肤，狼狈而逃。所以西藏佛学界，一直认为内地无真正佛法，这
很幼稚可笑、主观的观念，即栽植于这件事上。抗战时期，黄教东本格西，到
成都讲经，还是这样说法，曾引起一场辩论。其实，他们对内地真正佛法的确
茫无所知。就以黄教的中观正见，所传的止观法门，与内地正统禅宗，及天台
宗的止观定慧法门相较，并不见有特殊的超胜地方。
明代永乐年间，宗喀巴大师创立黄教，根据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炬论》，
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与《略论》，以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道的五乘
次序，贯串戒、定、慧、解脱的究竟。同时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论，著有《密
乘道次第论》。
加以严守戒律，清静专修，注重弥勒五论的发扬，确为西藏密教放一异彩，
他的传承教法，一直流传到现在。自文成公主进入西藏，宗喀巴大师感化西藏，
使西藏的文化，达到一个完整的高峰。虽然如此，历史的演变，盈虚消长，穷
通变化，永无停止。
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现在，大致分为四派。（1 ）宁玛派（俗称红教），后
又分为五小派。现在多半还流传在后藏及青康等边区。（2 ）噶居尔派（俗称
白教），内分九小派。现在主要传承，在西康打箭炉木雅乡的贡噶山一带。
（3 ）萨迦派（俗称花教），从元代大宝法王以后，一直在前后藏各地及青康
等处流传。又循金沙江流域，如云南怒江、丽江等地，亦传承此派密教，极具
声望。（4 ）宗喀巴大师所创的黄教。现在前后藏的达赖、班禅，蒙古的章嘉
大师等，都是掌教的领袖。现在美国旧金山传法的帝洛瓦喇嘛，也是蒙古有权
威的有道高僧。
上面所讲的前三派，都从历代沿革改变而来。但依黄教看来，认为并非正见
的佛法。黄教的修法，除中观正见，止观法门以外，密教佛法，特别注重大威
德金刚修法与时轮金刚修法。如第九代班禅大师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后举行时
轮金刚法会，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关之初的几位皇帝，都亲自学习过密宗，
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据几位汉人喇嘛说：《大威德金
刚仪轨》，雍正曾经亲自翻译一次，为历来密宗译本中最完善的一种。我曾为
此译本，多年寻访，现在还未找到。由此可见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
很小心，所以雍乾两朝，对蒙藏的政策，从清廷立场来看，确有其独到的成功，
在此不必详论。
现阶段中的西藏，大体仍很保守，但上层社会，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识，
如一般大喇嘛与贵族们，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对于世界现势并非不了解，或者
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过他们是安于平静无忧的生活，不想与外界
多接触，大有希望外界遗忘了他们一群的气概。他们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
是发疯，科学领导世界人类会快速地走向灭亡之路。西方人偏重专制式的教条
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学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
升华，不是盲从迷信的。他们内心深知要西藏永远安定，只有中国强起来才有
保障，是有时间空间性的。并且有若干问题，实在也是以往处置错误，与边地
汉人的互相误会逼迫出来的。
西藏的大喇嘛们，毕生修习密教佛法，是具有长时期严格的学术修养，加以
数十年做工夫，实地体会的经验，的确不能忽视。他们一个正式的喇嘛大师，
从七八岁开始识字授学，就读佛学，必须有十二年专心一志的研究，对于佛学
大多要全部了解。等到学成以后，参加大法会的考试，取得格西资格，才可以
讲经说法。再要专修佛法，还须从师学习密教，专其心闭关或住岩洞修持，往
往有达数十年以上的。
所以他们对于“教、理、行、果”的过程，是经过笃学、慎思、明辨的严格
程序。
行为和技能的修养，根据大乘菩萨道，必须依次学习五明：（1 ）声明（包
括文字学，乃至外文等）。（2 ）因明（包括佛学教理的逻辑及至普通哲学等）。
（3 ）医方明（包括医药，方技，红教的还有剑术武功等）。（4 ）工巧明
（包括绘画、雕刻、织毛毡等）。（5 ）内明（心性修养佛法的最高境界）。
一个真实有道行的喇嘛，具有这许多学术修养，实在不应该视为文化落后的人
物，否则，不是盲目地自满自尊，就是盲目地轻蔑他人。学问之道，首重虚心
既不能自卑自轻，也不能自大自满，必须要虚怀去接受，才能贯通。喇嘛们虽
然为纯粹虔诚的佛教僧徒，但是还须在普通佛教戒律以外，受有密教的特别戒
律。为了护教护法，他们可以随时放弃不杀戒，脱去僧衣，为抵抗侵略，扫灭
魔军而争斗的。
清末明初之间，汉藏文化，渐起沟通现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
抗战期间，在成都还挂有这块招牌。民国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与多杰
格西，到北京弘扬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兴趣，所以有汉僧大勇法师赴藏学习
的创举。大勇到了西康就圆寂了，抗战期间，据说已经找到大勇的转身灵童，
又入藏学密去了。
以后有法尊法师、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学习，他们都是学习黄教，
后来都名重一时。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学密宗，或学红白等教，或专
攻红教。不过黄教的喇嘛们，始终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认为他们佛法已有
偏差之嫌。甚至，视同外道。同时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们，也源源而来内地传
法，如红教的诺那活佛，白教的贡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黄教的东本格西、
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诺那活佛，我是间接从学以外，此外几位，都曾亲自依
止学过。据贡噶活佛同我说：内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
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三而已。而在内地，学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
就，实在可喜。我当时说：此所以达摩大师来中国传佛法心印，说东土有大乘
气象也。上面所述这几位大师们，少数都经历西南诸省会传法，也有深入中原，
到汉口、上海等地的。影响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后春笋。若干人士，
对内地自己的佛法，欠于真实了解，偏颇地倾向密教，视为最高无上的心理，
似乎有嫌于高明。其实，多是不认识自己，对于藏文又欠修养，故有这种变态。
这种现象与风气，恰与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抛弃国粹，时间和情绪，都在同
一时候产生，实在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病态。再说汉僧赴藏学习的学僧当中，
有少数人受到当时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资助，回到内地弘扬密宗的，以法尊与能
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师，亦可弘化一方。法尊从事翻译，能
海从事传法。还有一位学僧名满空的，对于红白花教了解颇多，一般所用密教
法本，多是他的翻译手笔。他们的藏文程度与佛法修养，究竟如何？我不能武
断，可是翻译法本，大都晦涩生硬，并不高明，觉得美中不足，内中有很多问
题。倒是在藏学密的英美人士的译本，反较为清晰，但又偏于科学的机械式，
难以标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译事业难以甚善甚美，不禁更为追怀前贤如
鸠摩罗什、玄奘士师们的伟大智慧。
｜下一部分
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西藏密宗艺术新论人类精神文明的延续，在言语文字之外，应该首推
绘画。上古之世，文字尚未形成之先，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凡欲表达意识，
传播想象之时，唯有借画图作为表示。中国文化之先的八卦、符箓，与埃及的
符咒，印度的梵文等，推源其始，都是先民图画想象之先河。降及后世，民智
日繁，言语、文字、图画、雕刻、塑像，各自分为系统。而绘画内容，亦渐繁
多；人物、翎毛、花卉、山水、木石，由平面的线条画，进而至于立体。抽象
与写实并陈，神韵与物象间列。由此可见人类意识情态综罗错杂，不一而足。
但自穷源溯本而观，举凡人类所有之言语、文字、图画等等，统为后天情识之
产品。形而上者，原为一片空白，了无一物一事可以踪迹。
故禅门不取言语文字而直指。孔子以“绘事后素”为向上全提，良有以也。
由图案绘画而至于描写人物、神像，在中国画史而言，据实可徵，首推汉代
武梁词石刻。过此以往，史料未经发现，大抵不敢随便确定始作涌者，起于何
代何人。
自汉历魏、晋、南北朝、唐、宋以还，佛教文化东来，佛像绘画与人物素描，
即形成一新的纪元，如众所周知的云冈石窟、敦煌壁画，以及流传的顾恺之的
《维摩居士图》，吴道子的观音菩萨等，形神俱妙，但始终不离人位而导介众
生的神识想象，升华于天上人间。
然自隋唐初期，随佛教东来之后，由中北印度传入西藏之密教佛像，神精笔
工，形式繁多，颇与当时敦煌壁画相类似。唯大行于边睡，中原帝廷内苑供奉，
亦少所概见。迨元朝以后，方见流行。明、清以来，民间稍有流传而亦不普遍。
在绘事而言，西藏的佛画、雕塑，均与内地隋唐以前，同一法则。所有佛与菩
萨之造形，大多都是细腰婀娜，身带珠光宝气，如佛经所谓“璎珞庄严”者也。
宋元以后，凡内地之佛偈，大体皆喜大肚粗腰，满顸臃肚，肌体以外，最好以
不带身外之物为洒脱。
由此可见，隋唐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