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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_2008年合订本-第3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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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了。那么山洞就在眼前了。
  
  此时,令人兴奋的不光是找到发光的蜥蜴,而是60年前一颗小小的橘子种子,见证着一段惊险的旅程和发现,它像一块路标,更像是几十年来标记此事件的标杆。
  
  这一棵橘树立刻有了光阴的味道,有了记载的年轮,它会随着岁月茁壮成长,成为一次历险或一个事件的见证者,共同纳入历史的收藏。

(吕 明摘自《女友》2007年第9期)





生命轨迹不绝对

●林月鑫
  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小故事,一直盘踞在我脑海里。主角既非俊男亦非美女,它只是一只螳螂。故事发生在瑞芳火车站,时间是夏日的午后。
  
   等车是无聊的事,尤其是一个办完公事的老男人,这老男人一辈子都在国家机关工作,这时的他必须在清冷的月台上等四十分钟的车。他无聊到被一只铁轨上的螳螂吸引住视线。这只螳螂好象比他更无聊,大热天的午后,铁轨热得都快冒烟了,他仿佛看到螳螂每动一只脚就像被烫到了似地缩了一下,用踮着脚尖的姿势在爬行。他觉得它既笨又可笑,铁道对一只螳螂而言简直是沙漠,不会有它的食物或同伴,而且如果在一只螳螂的死亡证明上写着“被火车撞死”会不会太可笑了,或者写着“笨死的”会更恰当。他想他或许应该用扫帚把它拨离铁轨,因为他看得到它看不到的危险。
  
   远处来了一列火车,正行驶在螳螂爬行的轨道上。或者应该说螳螂正走在火车的轨道上。不管怎么说,反正螳螂就快没命了,除非……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上帝、宙斯或是什么神、什么仙。
  
   他注意到月台的角落有一支扫帚,它的危险只有他看见了,并且也只有他可以救它。他和一支扫帚可以决定一个生命的存续与否,螳螂仍旧傻傻在铁轨上前进,可恶的是他竟然思考到失神,等到火车扬起的风吹到他时才回过神。他想,完了!他错过他一生中也算是重大的决择,他开始后悔。他吸了一口气把视线放回原处,看到笨螳螂正笨拙地爬回铁轨上。原来火车卷起的风把它吹落在铁轨下,火车过了,风停了,那笨家伙竟然又爬了上来。
  
   发现这一切除了自己的想象外,对螳螂而言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也可能这是它天天玩上好几回的游戏。
  
   他说那个午后对他冲击很大,后来他常会不经意的想着: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体积、脑容量、智商、年龄、权力甚或是宗教的修持?大就等于无所不能,小就是卑微而无可奈何,必须任由环境或是命运的摆布吗?
  
   如果当时他果真用扫帚拨了它一下,却让螳螂伤了一只胳臂,折断了一只翅膀,螳螂因而莫名其妙地残废,不知道会不会恨那支扫帚一辈子。而他却沾沾自喜认为做了一件善事。就像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说:“我这是为了你好”,但是在“没有绝对”的生命轨迹里是否真是如此呢?

(朱 媛摘自《现代家庭》2007年第9期)





唯一的解释

●张世普

  傍晚时分,沙波瓦洛夫与妻子到夏令营探望女儿后准备回家。长途汽车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到来,于是他们来到河边散步。对于终日劳碌的他们,实在难得有这次放松的机会。
  
   一片乌云逼近,天色越来越暗。河岸上的人们开始离开。沉醉在绵绵柔情中的他们却没有察觉。雨下起来了,雷声隆隆,被雷声惊吓的妻子躲在丈夫怀中。雷雨中,丈夫一边紧紧搂住妻子,一边低下头亲吻安抚妻子。
  
    意想不到的灾难从天而降。一道闪电伴着惊雷击向丈夫的太阳穴,闪电的光芒照亮了阴暗的天空。妻子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在那短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除了毫不犹豫地紧紧抱住丈夫亲吻外,她没有任何选择可以帮助丈夫逃脱厄运。
  
   两人被闪电击中,大滴大滴的鲜血顺着妻子的嘴唇飘落……
  
   救护车把他们送到医院。结果出人意料,经过抢救,两人全都脱离了危险。醒来后,妻子得知丈夫获救的消息,显得非常平静。他微笑着对大家说:“我在吻丈夫的一刹那,就知道上帝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的孩子需要父亲,我需要丈夫。上帝怎么忍心从我们身边把他带走呢?”
  
   权威的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被雷电击中头部的沙波瓦洛夫能活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唯一的解释,是那一吻使妻子平分了他身上雷电的威力。
  
   有了至爱,才会有奇迹。为至爱的人分担不可能承受的灾难时,连上帝都会睁开眼睛。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镇,时间是2007年8月5日。

(施 兴摘自《羊城晚报》2007年9月6日)





大象不要踩

●李碧华 
  朋友到泰国度假,提到游客在当地的一个:“惊笑”项目:一个个躺在地上,由大象一步步跨过横陈的身体。
  大象过来了,悬空一脚还没踩下去,游客个个在尖叫骇笑,觉得好刺激。
  这些巨兽,它们的“职业本能”便是脚脚踏空,不准中的,才有饭吃。基于熟能生巧,又有专人牵引,怎会有事发生?
  可一旦被它踩中呢?
  那又似乎没得好报怨,阁下还是付钞去被踩的呀。
“遇象不淑”同“遇人不淑”一样,得自己承担厄运。
  不过有时大象也会踩到不该踩的东西。
  记得曾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一群医生在帮大象切割大块大块腐烂的脚肉,它在泰缅边境,踩中了游击队埋设的地雷,被炸得只剩一条腿。全身血肉模糊,还混上泥尘尘垢。可怜的它只好依靠长鼻子来支撑身体,才能“站立”。庞然大物,也有软弱的一刻,伤、痛、病,但仍然想站起来。
  后来,兽医用七十倍于人类的麻醉药量令它瘫倒,然后把“那堆烂肉”切除,研究如何装上义肢……电视直播了这感人的过程。
——无论谁要得重新站起来,都值得鼓励。

(刘 慧摘自《女友·国际》试刊号)





旧时的池塘

●辛金顺
  当下午的时间缓慢地在石阶上一步一步退了下来,我守住了自己的孤寂,蹲在屋后簷下的阴影中,看着阿嬷驼着背提着一小桶的鱼仔,在不远处的池塘边喂养着一群鳖。我彷彿隐隐听到那些鳖在水中沉潜划动的声音,凉凉的水声和吱吱吱的鳖叫声,幻化成了一支神秘的歌,在心中不断搔动着我的迷惑。
  我不认识那些鳖,就好像那些鳖也不认识我。我只知道龟,伸着头,昂然爬走;有时缩在甲壳内,让我们将它任意旋转着玩。那是我五岁时,母亲不知从哪裡抓来,让我们当成了宠物,不到半年,那只龟死了,但从此以后,我把那些养在池塘里的鳖都误认为龟。阿嬷时常对着我说,那是鳖,不是龟。浓浓的潮州话我听不懂,就好像我听不懂阿嬷在喂养那些鳖时偶尔喃喃的独语。
  我似乎看不透阿嬷体内岁月的骚动。阿嬷和鳖,一个下午的阳光和我百无聊赖的目光,龟爬一样觉得好漫长,延伸向遥远的远方。而三岁时母亲就教我唸英文, abcdefg,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爬上去,然后被我用稚拙的高音推到屋顶。那时候阿嬷还没搬来跟我们一起住,母亲与父亲交谈都用华语,字正腔圆地传到了我的舌尖上来。到了我六岁时,阿嬷搬过来,我却不知道如何用潮州话跟她沟通,就好像鳖遇到龟,只能够大眼瞪小眼;或她讲她浓浓的潮洲话,我说我的华语,语言无法交会,最后咿咿呀呀地各自离去。但是阿嬷还是很疼我,像所有世界上的阿嬷疼爱她自己的孙子一样,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时,往我手心里塞进一两颗糖,让我解馋。当我将目光从远方收回来,阿嬷已经转身,背阳的脸,爬行着深深的皱纹,摺叠着许多沧桑的故事,潜藏在阳光照耀不到的阴影中。
  阿嬷养鳖是去年的事。她说可以养来卖,又可以劳动劳动身体,母亲是一贯的默许,于是就雇人在屋后挖了个小小的池塘,又跟镇外的买了几只鳖,阿嬷就这样开始了她忙碌的生活。我常常看到阿嬷弯驼的身影,在微弱的阳光中步履蹒跚地穿梭,贴在黄昏的窗框上,成了一道风景。
  “龟的家在哪裡呢,阿嬷﹗”有一次我无知地问了这样无知的问题。阿嬷有点错愕,然后以浓浓的潮洲话回道:“是鳖,鳖的家乡在很远很远的大陆那裡。”“大陆在哪裡啊?”我继续追问下去,但阿嬷却再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所有的沉默高悬在时间之上,挂在阿嬷皱瘪的嘴角。这时,我彷彿又听到屋外不远处那些鳖在池塘沉潜划游的声音,宁静而骚动地触及了我的心魂。而鳖在池塘里会不会找到地图,会不会找到一条可以回家的河流?
  我不敢问阿嬷,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回家的河流,或只能在小小的池塘里,静静等待着一把挥向颈项上的菜刀。当阿嬷把煮好的鳖肉盛在青花大碗里时,酱滷的香味早已在空气中浮漾,并远远的挑逗着我的味蕾。可是望着那暗褐的鳖肉,我却不敢趋步向前,因为我怕那只鳖会复活起来,然后从碗中伸颈探头,以它那圆小圆小的眼睛瞪我。最后,那碗软嫩的鳖肉在晚餐时被父亲一个人吃个精光;母亲虽说鳖肉可以补气养血,但她却不动筷,阿嬷也不吃。鳖在父亲的肚肠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阿嬷若没喂养鳖时,常常会躲在她那幽黯的卧房裡,一呆就是老半天。于是我总会通过种种的想像,去构想阿嬷房间裡的景象;蛛网张结的角落,系着白帐,阿嬷裹在唐衫里干瘦的身子,驼着背,孤单地坐在床前,身影却鬼魅一样爬上板墙,像只黑大的蜘蛛,悬在墙上,并在岁月的风中不断摇晃……我总是在胡思乱想中把自己惊吓得心跳加速,而不敢靠近那房门一步。
  等到阿嬷出现在厨房或餐桌上时,我发现阿嬷被岁月磨难过的皱纹一如往昔,安份地守着静默的日子,有时候在厨房徘徊,有时候则在厅堂的藤椅上打盹。日子像一片片的落叶飘零,满地枯黄的落叶啊,却没人读懂那风声悠缈远去的讯息!阿嬷缓缓走在自己的回忆小径,悠悠荡荡的梦里,她将会走回到哪裡去呢?屋簷下的燕子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燕尾如剪,剪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梦,然后消失在遥远的天际。而世界太大了,我想,我似乎永远也走不出那些梦外。至于阿嬷,依然静静的躲在自己孤寂的世界裡,将佝偻的影子隐藏在破碎的日光底下,幻化迷离,总是让人无法看得清楚。
  “阿嬷!”我叫着。阿嬷往往从瞌睡中抬起头来,鬆垮的眼皮撑开,那有点溷浊的眼睛如两口深邃的水井,干涸了,再也汲不出半桶水意。“嗯,坐到阿嬷这裡来。”她向我招手,手势迟缓的在时间里划过,恍惚在风中摇曳的枝叶,微微颤抖。我走过去坐在阿嬷身旁,看着她手背如蚯蚓爬游的静脉和皱摺的皮肤,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时间却如蜗牛一样从我的意识里缓慢的滑行出去,留下了晶亮黏液的轨迹,静静的等待枯干。也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阿嬷唱起的潮洲歌谣:“天顶一只鹅,阿弟有某阿兄无,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小理无奈何,背个包裹过暹罗,海水漂漂父母真枭……”我听不懂阿嬷在什么,只是觉得她的声音婉转悦耳,在空气中轻轻浮漾。藤椅也在一些流逝的岁月里摇晃,摇走了更多渡海过番后的沧桑岁月。屋外,彷彿响着那些鳖在池塘里游动的声音,细细的,穿过一层层记忆的薄膜,并逐渐消散在另一层空气里。
  到了五点时,阿嬷就会打开置于柜子内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调好频道,专注的听着从那小匣子中畅快流出来的一出出潮剧。阿嬷在一片二胡、月琴、哨呐声里,脸色安详的守着那些剧情的流转和变化,从《攀梨花》、《陈三五娘》、《春草闯堂》、《岳银瓶》、《终南魂》到《老兵回乡》,把心魂系在渡洋过海的潮声中,没有回头,也无法回头的坐在自己的影子里,等待着锣静鼓歇,曲终剧结……
  无数潮曲从我翻飞的记忆中轻轻踏步走过,阿嬷却一直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听不太懂我的华语,也听不懂左右邻居的马来语和客家话。因此只有回到潮剧里,她才能循着那些熟悉的音乐和语言,跟在失落了年代的故事后面,一步一步走回到童年的家去。那裡或许有阿嬷的阿嬷,也是坐在夕阳斜斜照落的光影里,唱着一首童谣给阿嬷听吧?
  某天,我在门外戏耍,却很突然看到不远处的池塘边,有一只鳖竟然意外的爬出了围栏,沿着矮墙角缓慢爬行,它身后却拖着一行淋漓的水迹,试图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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