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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的凌晨，室友小李的父亲突然来到我们宿舍。还未说话，这位风尘仆仆的父亲冲上来就抱着小李哭了：“娃，听说你这地震了，是不？”
原来，几天前学校当地刚发生了一场地震．李伯伯那天在家中电视上恰好看到这条新闻。身处西部偏远省份的他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刚巧我们扯掉了电话线。不明所以的李伯伯心急如焚，连夜借了400元钱，赶来看儿子。
他摸黑走了20里崎岖山路，天亮后搭坐三轮车到乡上，乘中巴到县城，再坐长途客车奔赴火车站，之后赶乘最早的一趟火车……抵达我们学校时，天尚未破晓，李伯伯蹲在楼外直到宿舍开门。整整三天，千里旅途，除了两瓶水和自家带的几个馍，他竟什么都没吃。
小李扑在衣着有些褴褛的父亲怀里，呜咽得像个小孩。我们几个，也都泣不成声。
（逸 人摘自《杂文报》2007年8月9日）
“不是我，而是风”：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
●吴志翔
每一代人的手里都有过一手好牌，那就是他的青春。但并不是每一手好牌都能打出最大的价值，很多时候，好牌砸在自己手上了，或者干脆就自我牺牲成就了别人。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个人梦想曾经被人造神话和宏大叙事的光焰所覆盖，70年代出生的人，则始终在类似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精神与物质的冲突”之类的永恒二元张力中受到撕扯，备感焦虑，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青春已飘然远去。
刘小枫在那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里写道，他们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最终却幻灭于理想的脆薄和不可靠，受伤于从伪神圣中生长出来的蛮横和无理，转而开始珍视每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而当80年代生人登上这个光怪陆离的巨大“秀场”时，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必要的清毒过程。很多过于玄虚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虚假观念的障碍被沸腾的生活蒸发了。可以这么说，80年代生人不必再经历那种身心、灵肉的拉锯战，可以轻装上阵，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的怀抱。他们似乎不再愿意加入任何与“伟大”有关的行军方阵，不太可能被某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所诱骗了。
80年代生人怕什么？
他们怕诗歌朗诵。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那含着眼泪的抒情，那牛犊子般的温柔，曾经被视为美的大本营，如今却会让他们汗毛直竖。在慷慨激昂的高调抒情与口齿不清的低声呢喃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后者。他们几乎偏执地认为，类似于诗朗诵之类的东西，无非是用一种真善美的姿态来贩卖假大空，所以反而会得到一个“恶心”的评价。诗朗诵以及一切显得无比真诚的文艺腔，都不再能感动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被煽情，不会被感动，只不过那种煽情或感动的根源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台词”，而只是更切身的个人遭际，比如眼见某位自己喜爱的选秀歌手被淘汰，他们就会哭得像个泪人。在哭泣时，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变得更崇高了，变得真善美了，因为眼泪不复是精神性的，哭只不过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生理现象。
他们怕没有个性。在这个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匀质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每个渴望引起注意、想要获得发展空间的人，都需要拥有鲜明的身份识别标志。这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不使自己淹没在滔滔人海中。一个人可以没有德性，但不能没有个性。自卑的人努力追求与别人一样，自信的人则强烈希望与别人不一样。80年代生人是个从小就被告知即使一无所有、一无所长也要自信的群体。没有自信也要装出自信。所以他们说话习惯于去掉那个“们”字，他们说话更喜欢“我”字打头。“我行！”“我能！”“我可以！”“我选择，我喜欢！”“我的地盘我做主！”当然，像染黄毛、穿酷装、纹身之类的身体修饰属于很小儿科的玩意儿，玩街舞、玩滑板、玩攀岩、玩角色扮演、玩Cosplay、玩视频、玩游戏、玩赛车……这些时尚相对有点“技术含量”，似乎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个性化生存发展到极致往往就是沉迷于“恶搞”，从“一个馒头”到“后舍男生”，那铺天盖地的恶搞和戏仿当然是为了好玩，但同时却也折射出这些聪明的80年代生人本能地懂得，想在这个秩序化的社会里赢得一个冒头的机会，需要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无恶不作，在覆盖着他们的庞然大物上面下蛆，制造漏洞，孳生缝隙，获得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线阳光。
他们怕冷落身体。身体曾长期被精神殖民，伴随着身体美学的凯旋，80年代生人也摆脱了对身体的羞耻感，开始堂而皇之地自恋起来。他们开始用心打理、推销、利用自己的身体。且不说满眼的美女在尽情展露自己的性感，摇曳出无限风情，连“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二月丫头”以至“Ayawawa”之辈都成了时代荧屏上醒目的镜像，无论是褒还是贬，她们无不因为身体的在场而存在。包括很多男人，也毫无愧色地以所谓“男色”而赢得足够多的资本，如忧郁的“极地阳光”Acosta和满嘴“咩咩咩”的阴柔郭敬明以及大量的“快乐男生”“好男儿”，这些80年代生人的形象代言人，也都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卖弄身体。“你好man！”“你好有型！”之类的赞语也从各色人等嘴里汩汩淌出，“男色消费”几成事实。至于“我裸露，我存在”的很多人，除了别有怀抱外，也以自己的举动向身体禁忌提出挑衅——当然，她们很清楚，在她们以自己的身体意象饲养了无数贪婪眼睛的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价值。
他们怕用力过猛。即使面对现实中的丑陋，他们尽量做到不像前辈在二十来岁时那样做“愤青”，宁愿做一个略带几分玩世不恭的雅皮或者嬉皮，这样可以不使自己被愤怒灼伤，又不至于落得个很没有风度的下场。他们比较机灵，明白“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的道理。对于现实中的冲突，他们一般会采取侧避甚至背对的姿态。对于“用力过猛”者，他们的态度是讥讽。但同时他们又要掩饰自己力量的缺乏，于是往往在虚拟世界里以暴力性的语言、咄咄逼人的攻击姿态来补偿，在网络上很多人都成了或粗鄙或凶狠的小霸王，“街头霸王”“魔兽争霸”也都成了热门游戏。各色“粉丝”的主力军是80年代生人，他们的语言杀伤力曾经令一些缺乏“娱乐精神”的前辈丢盔卸甲，以至于有人惊呼他们已经构成了一种“青春霸权”。
他们还怕什么？他们怕来自长辈的唠叨。怕被逼着进入忆苦思甜的固定程序。但他们又怕一个人郁闷，无兄弟姐妹的孤寂、快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环境、竞争激烈的社会，一天到晚面对电脑，总会造成许多孤僻的心理病人。他们怕被时代快车甩下，紧赶慢赶却又怕成为房奴车奴。他们怕失去中心成为一个旁观者，怕与最酷最炫的生活无缘，怕被别人称为老女人老男人，就像他们如此这般地称呼比他们大的人一样。他们怕来自长辈的嫉妒，即便他们自以为比肥腻腻的前辈要更简单更直接。他们怕丧失兴奋度，也许体能还未衰竭就已经失去了很多兴趣。他们怕自己变得太土。他们怕街道太拥堵。他们怕没有前途。他们怕吃太多的苦。他们怕，怕自己前怕狼后怕虎。
80年代生人爱什么？其实，他们所爱的就是他们所怕的反面。他们爱充满谐趣的叙事，他们爱个性张扬的生态，他们爱欲望勃发的身体，他们爱充满娱乐精神的搞笑和调侃……
他们爱感性偶像。试图纯粹以文字打动他们，将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电子媒质对他们而言是极其熟稔的经验，如果一个人不是直接以自己的形象呈现，那他几乎接近于不存在。诗歌什么也不是，除了类似于能演化成公共娱乐事件的“梨花体”。小说什么也不是，除非它可以变成一部由哪位偶像主演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戏剧什么也不是，只有当它成为一个“先锋”的符号时才会成为小众追逐的对象。即便历史也要假道“百家讲坛”里的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解读才能进入视野，即便儒道经典也要经由于丹等人烹调成“心灵鸡汤”才能下咽，即便《红楼梦》也要通过刘心武的另类诠解和“红楼梦中人”等选秀活动才引发兴趣。为偶像而疯狂自古有之，但80年代生人显然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狂热“粉丝”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让人心惊肉跳。而那些年轻尖锐的热情，他们为偶像流淌的滚滚泪水，常常也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感性的解放，被视为这一代人内心真诚、丰盈的证据，事实上这却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伪证。坦率地说，只有缺乏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才会那样奋不顾身地投身到偶像的怀抱，就像飞蛾扑火一般。
他们爱自己。爱运用拇指。爱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爱奶声奶气地说话。爱用半嘲的口气称别人为老师。跟他们的前辈相比更爱用拥抱表达感情。他们爱说“爱”，一个前辈们可能鼓足勇气也无法当众说出口的词。当然，他们的偶像韩寒说，爱是拿来做的，而不是拿来说的。但是没办法，尽管他们觉得像齐秦那样嚷嚷“我的爱情宣言”是多么老土，他们自己也还是会咬牙切齿青筋毕露地嘶吼——“死了都要爱”。
我忽然开始怀疑起来，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坐在我办公桌前面的两个人，都是80年代生人，他们炒股怕套牢，恋爱怕失败，爱看NBA，爱看《武林外传》，我怎么也琢磨不出他们与我有何本质差异。我不想说“80年代生人”是一个伪造的命题，但是的的确确，他们相比之下得到了某种过度关注和过度诠释，也许这是商业的催肥，传媒也随之跟进，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从更本原的意义上看，作为一个最能感应时代症候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冲动即便相隔千年也都是相似的，他们有着同样的欲望舞蹈，有着同样的梦想色彩，然而呈现为具体形态的“怕和爱”却因所附丽的土壤和空气、因价值风向的不同而别有风貌。所以，倘若要追究80年代生人的任何特异之处，可以套用劳伦斯夫人的一句话——“不是我，而是风。”
（叶朝然摘自《中国青年》2007年第14期）
尔达的贫穷生活
●郭凡生
1975年元月我和尔达等呼和浩特的一群年青人，乘同一列车去北京当兵。我和尔达是一个班的战友，睡在一个通辅上，吃在一个盆里，感情十分要好。1978年4月我们一起退役回到呼和浩特。我于当年考上大学，走上了做官继而从商之路。尔达没有上大学，他成为一名工人，很快开始了他娶妻、育儿的生活。他的爱人是蒙古族，所以他有一儿一女，生活十分幸福。
2001年8月我回到呼和浩特参加战友聚会。尔达来晚了。他告诉我他下岗了，给别人用小车推土，一车土可以挣到几块钱。喝了很多酒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郭凡生，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也会上大学，也会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我们一起为他将要考大学的儿子干杯。
这次聚会后几个月，我听说，他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抢救过来。轻生的原因是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却付不起学费。记得那年圣诞节，女儿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专门领她回呼和浩特拜访了尔达。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极端贫困中生活的家庭。我记得那天走进他家，尔达的女儿在学习，他的儿子为我们泡上一杯茶，就默默地站在一边。我女儿出来后告诉我，她第一次感受到穷困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压力。我没有和尔达聊太多，因为维护他的尊严就是要少说话，快离开。记得我给孩子留下学费，就走了。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77级和78级毕业生20年聚会，同学们推选我代表企业家讲话，我很感慨地对大家说：“当年我们走进校门时，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成功了。我们这里不乏高官、著名的学者或有钱的企业家，但在今天要是再问我们这些人今后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回答了。做领导的身上是不是有了很多官气？经商的，身上是不是多了铜臭味？而今天问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像当年一样众口一词。”
我讲到了尔达的事情。我记得是这样结束我的演讲的：“毫无疑问，我们都成功了，但既然我们都成功了，就不应有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