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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老百姓对“第一家庭”也会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所以观众很能接受包公委婉且耐心地对陈世美好言相劝。这一场景里有京剧《铡美案》最负盛名的唱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提，说起了招赘事你神色不定，我料你在原郡定有前妻。到如今她母子前来寻你，为什么不相认反把她欺我劝你认香莲是正理，祸到了临头悔不及。”包公尽可能放低身段的金玉良言并没有说动仗着驸马身份无比骄横的陈世美，面对陈世美的狡辩，包龙图才不得不与这位驸马爷正面冲突，他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快板就此喷发出来：“驸马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香莲状。（王朝递状）驸马！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王，藐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韩琪在庙堂。将状纸押至在了爷的大堂上！咬定了牙关你为哪桩”
但这还不是《铡美案》的高潮。最重要的角色还没有登场，在这个曲折故事里包公的真正对手是皇姑和国太。就在包龙图要对驸马爷用刑的当口，皇姑和园太驾到！这才出现了最尖锐的戏剧冲突：面对皇姑与国太对驸马爷的护佑，包公能否为秦香莲这样的小民做主。
只有《铡美案》这样的故事才足以让包公彪炳千古。国太与皇姑刻意彰显陈世美皇亲国戚的身份，将国法与私情难以分解地混为一体。身为皇家贵胄，却又可以像市井妇人般撒泼的皇姑和国太让包公万分为难。《铡美案》之所以最终能让观众十分满意，是由于包龙图小心翼翼但坚定不屈地拒绝‘厂以皇帝的名义滥施特权，打坐在开封府的包龙图，最终让百姓看到了“公道”之存在。
需要特别指出，包龙图能够给秦香莲的是“公道”而不是“幸福”。论及私情，“幸福”当然远比“公道”重要，但是论及国法，“公道”的意义就远非“幸福”能比。只有把“公道”看得更重要，把国法看得更重要，秦香莲才有活路——“铡美”并不能保证秦香莲似的怨妇过上幸福生活，但起码的公平是她们还能在世上忍受的前提。因此，假如能有公道，那么，法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工具，不如说是普通百姓的护身符。
将国法置于私情之上，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国法比私情更重要，公道比幸福更重要。对他人是如此，对包龙图自己也是如此。流传很广的《赤桑镇》，让国法和私情的冲突及于包公自己，进一步拷问这位“清官”的良心。对“清官”不徇私情地审案的要求，不仅是要求包龙图不能顾及“别人”的，包括皇帝的私情而妨碍公正，不，更关键之处在于，每个司法和执法者，都会有自己的“私情”。包龙图要成其为“清官”，铜铡就不能仅用于铡别人家的脑袋。
《赤桑镇》里欺凌百姓、贪赃枉法的罪犯是包龙图的侄儿包勉，而且包公和这位侄儿的关系很不一般。有时我甚至认为包公要对包勉施以极刑，比起对自己的亲生子女用刑需要更大的毅力与决断。
各种版本的包公斩包勉的故事，无不浓墨重彩地着力渲染嫂子对包公出恩情，在汲取了东北二人转传统段子鲜活语言的者剧《包公赔情》里，那包公“是嫂嫂你一滴滴一点点，点点滴滴心血奶浆养成的人”。突遇丧子之痛的嫂子得知是这位亲弟弟铡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不由得痛陈当年的苦楚和今朝的绝望‘：“你在我身旁十八载，嫂嫂我提心吊胆十八春。想当年身左奶我小包勉，身右奶你包大人，叔侄二人难抚育，我奶他三分你七分，饿瘦我儿娇养了你，今日断我后代根……省吃俭用供你把书念，谁料你ZZ》成名就忘了恩！”
只有在重亲情讲恩义的传统社会语境里，《赤桑镇》里的情感冲突才会显得比《铡美案》更尖锐。当包公铁心要铡陈世美时，他的担当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足够的道德支撑和力量。而且，即使是在他要对亲侄儿包勉行刑时，他仍然是坚毅而刚强的。然而当他要向他嫂子告知他的这一决定时，突然变得软弱而踌躇不前。他不复有《铡美案》和《打龙袍》时的气宇轩昂，他忽然意识到他那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的清正廉明，却伤害了同样重要且不可逾越的人伦亲情与恩义。
亲情与恩义是维系人类社会的根本，一点都不比国法和公正轻。因此，为国法不徇私情的包龙图要努力修补亲情与恩义遭受的损伤，对他嫂子唱出“劝嫂娘休流泪你免悲伤，养老送终弟承担，百年之后，弟就是你戴孝的几郎”时，我们当可更深切体会到他的歉疚之心。正由于国法和私情都拥有合理性与正面价值，冲突与抉择才意味着必须做出巨大牺牲。而因为亲情和恩义更贴近人的根本，更难以割舍，且更无处不在，因而与权势相比，会更容易更经常地成为公正的障碍。所以，考验包龙图不仅需要《铡美案》，还需要《赤桑镇》。
戏剧是千百万普通民众书写的历史，包公就是这部厚重历史中最具分量的一章。在这里，凝聚着普通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理解，它告诉我们要构建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需要超越哪些障碍。包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既是民众对于清官的期待，同时又表现出中国百姓在政治与司法领域足够清醒的意识。包公遭遇的困境就是追求与维护司法乃至于社会公正所需要解答的难题。千百年来从《陈州粜米》《铡美案》直到《赤桑镇》，中国民众加之于包公身上的重重考验，就是对司法乃至于社会走向公正之道的导引。从元杂剧到晚近的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一出又一出的包公戏里，’戏剧家和观众们对清官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恰恰体现了民众对于政治清廉的认识不断深化。清官难做，但非如此就无从彰显清官的道德价值。
（梅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戏的前世今生》一书）
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柴静
飞机上。
我跟老范聊要做的关于重庆公交的节目——体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采访哪个部门，拿支笔在纸上画来画去聊得正热闹。
坐在我右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能插句话吗”
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新闻调查》节目组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吗”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些日子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受害者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前来纪念此事的人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个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来全身心投入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谁最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获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进行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制，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做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算起”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仍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汪新才摘自新浪网柴静的博客）
为什么总有人那么偏激
◎陶短房
美国人朗恩？约瑟夫根据张纯如著作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梦魇》，向世人展示了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南京平民遭历的劫难，自从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线迄今不到两个月，全球下载量已达数百万，相关讨论排名高居第九位，引起了全球强烈反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在网上热播的作品，不但毫无悬念地被日本右翼威胁、围攻，而且颇为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网友指责、批评，让约瑟夫先生一度心灰意冷，差点让影片下线。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苛刻
对约瑟夫先生的指责和批评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认为这部影片在资料引用上不专业、不准确，如重庆大轰炸，错用了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画面；另一类是道德性的，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
对于前者，如能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问题，心平气和地与约瑟夫先生讨论，就是一种可取的态度。而后者则显然有些过于偏激。我们知道，约瑟夫先生对中国了解并不深入，更不是拉贝那样的大屠杀目击者。他所产生的一切感受、情绪和判断，都来自于他所见到的第二手文献、影像和书刊。在此情况下，他能从中产生对南京平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义愤，并花费时间精力拍片、宣传，说明他具备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谴责他感触不“真切”或“没有切肤之痛”，是毫无道理的苛求。
约瑟夫先生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专家，而不是历史学专家，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对史实的把握、对资料的辨析可能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现硬伤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说他这样的外国业余人十，即使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同样有过层出不穷的瑕疵；不要说那些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中常识错误不断，即使历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同样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出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专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完美无瑕？
至于“意在赚钱”和炒作，这更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退一万步说，即使人家真的有赚钱的念头，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将心比心，有几个人做了一样东西出来，是为了赔钱的大海不择细流，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上，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参与和推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所有热心参与的人士都赔得血本无归，而且像约瑟夫先生那样，被日本右翼威胁于前，被某些中国偏激者叱骂于后，他们中许多人将势必远离这一话题，这不是在客观上做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吗这些偏激的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有利于揭露大屠杀真相，还是恰恰相反
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最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