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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地方立了一座碑——碑上刻的字告诉世人，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里，他为了上学，共逮住过五十三只雁，都卖给县城的餐馆被人吃掉了。
他还在那地方建了一幢木结构的简陋的“雁馆”，介绍雁的种类、习性、“集体观念”等等一切关于雁的趣事和知识。在“雁馆”不怎么显眼的地方，摆着几只用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
如今，那儿已成了一处景点。去赏雁的人渐多。
每当有人参观“雁馆”，最后他总会将人们引到那几只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前，并且怀着几分罪过感坦率地告诉人们——他当年就是用那几种东西逮雁的。他说，他当年观察到，雁和别的野禽有些不同。大多数野禽，降落以后，翅膀还要张开着片刻才缓缓收拢。雁却不是那样。雁双掌降落和翅膀收拢，几乎是同时的。结果，雁的身体就很容易整个儿落入经过伪装的铁丝“漏斗”里。因为没有什么伤疼感，所以中计的雁一般不至于惶扑，雁群也不会受惊。飞了一天精疲力竭的雁，往往将头朝翅下一插，怀着几分奇怪大意地睡去。但它第二天可就伸展不开翅膀了，只能被雁群忽视地遗弃，继而乖乖就擒……
之后，他又总会这么补充一句：“我希望人的聪明，尤其一个孩子的聪明，不再被贫穷逼得朝这方面发展。”
那时，人们望着他的目光里，便都有着宽恕了……
在四月或十月，在清晨或傍晚，在北方大地上这处景色苍野透着旖旎的地方，常有同一个身影久久伫立天地之间，仰望长空，看雁队飞来翔去，听雁鸣阵阵入耳，并情不自禁地吟他所喜欢的两句诗：“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便是当年那个孩子了。
人们都传说——他将会一辈子驻守那地方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04
隔着一条马路的相遇
张立勤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位大学生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了马路对面的海明威。那一年海明威58岁，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想立刻跑过去，可海明威就要被人流淹没了。他用两只手握成筒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文学大师！”海明威转过身来，举起手，并高声说：“再见了，朋友！”随即，消失在卢森堡公园的那个方向中。
那个方向正下着如烟的细雨，年轻的马尔克斯觉得，似乎只有那儿下着雨，别处是无雨的。他望着那下得如此沉默，而不可追溯的雨，意识到他与海明威的相遇，将会是终生的别离了。马尔克斯兴奋又很伤心，像读完《老人与海》的那种感觉。只不过此时的他，感到离那个诡谲不衰的大海更近了。
他们的相遇，海明威是不会太理会的，因为，上帝已经这样安排，他走在了马尔克斯的前面。海明威像对待朋友一样，打了个招呼，就远去了。但对于马尔克斯，却是诱惑，是文学的，理想的。马尔克斯接受的是，与海明威的文字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海明威充满活力的样子，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语，及在雨中起落的手，都是那样贴近自己的内心。海明威仿佛从一个高处走来，把他那极具精神意义的气质与侧影带到了雨中——那是飘在马尔克斯记忆之中的一场雨，是那个夏季唯一的一场雨吧。
马尔克斯和海明威，相差30岁，即使他们生活在一座城市，相遇的概率也是极小的。然而，他们毕竟相遇了，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上。也许，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隔着一条马路和绵绵细雨，匆匆地相遇了。或许，那条马路，正是这30年光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由于这30年，马路才得以横亘在他们之间，否则，他们也说不定会成为同学、邻居什么的。总之，30年是一个危险又幸运的数字，如果再长一点，恐怕连面都见不着了，很有可能。
福克纳比海明威大两岁。马尔克斯称其为：我的两位文学大师。马尔克斯阅读了他们发表的每一篇作品，这是一种作家的阅读。马尔克斯是要通过阅读，把书分解到它们的实质部分，然后再将其恢复原样等。马尔克斯曾说，觉得自己与福克纳心灵共感的地方，要超过海明威。同时他又承认，海明威是一位与自己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
海明威何尝不是也历经了艰苦的阅读呢，在圣米歇尔广场的那家咖啡馆里，他花了许许多多的时光在那里读书。福克纳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读书，他最初的阅读除了格林童话外，还有狄更斯、马克·吐温、莎士比亚、雨果等作家的书。福克纳长大后，在密西西比大学上了一年学，读欧洲语言。但是他不喜欢上课，不久就退学了。其余的教育，都是通过没有任何人指导的阅读得来的。他们的阅读同写作一样，无情地占有着自己的生命。谁能分辨清楚，他们的作品里，哪些是阅读经验，哪些是生命经验？其实这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这样长河般的阅读，那种心灵不断的相遇，早已变得自然而然，无懈可击。同样，海明威和福克纳很年轻的时候，也都有过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与前辈作家的相遇。他们要比马尔克斯幸运得多，因为，他们的相遇，没有隔着马路。作家与作家的相遇，在阅读之中。而在那还能够感受着对面的微笑、声音和气息的生动的相遇，又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那该是最为真实的一种对于文学的进入吧。
24年后的一个迷离的夏天，不再年轻的马尔克斯说，那个在马路对面向我道别的人，让我感到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萦绕了我的一生。这是怎样的一种对于生命挥之不去的影响呢？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就是这样在有形无形的或并行、或一错而过的相遇中连接起来，像一块一块的泥土连接成陆地一样，文学一直踏着包含着作家自己的大地，朝前走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56
父亲的手提箱
帕慕克
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前，他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故作轻松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说的是他死了以后。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就像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赶紧卸下去的人一样。最后，他悄悄把它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沉重的内涵。
上世纪４０年代，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法国诗人）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于是放弃了他的作家梦。
可真正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害怕发现父亲是个优秀作家。因为如果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父亲就是父亲，而不是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不时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嬉戏的儿童，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其他风景，又或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箱子，还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而生气。但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妒忌”。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蔑、恼怒地大声问自己：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孤独地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让人烦恼了。谁说幸福是衡量生活的惟一标准？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幸福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件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情绪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又只能默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我就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它们大多是父亲到巴黎去时写的。我就像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纪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后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笔记中时不时能读到作家的腔调，一点都不真实。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之下，我开始担心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否也不真实。
当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被放逐感和对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怀疑感就深深地包围着我。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它们就一直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一直在研究甚至深化着这些既让人精神崩溃，又让人情绪高涨的情感和色彩。只有当我写书时，我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但是从父亲的箱子和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而且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情绪，有些人可能还遭受着更为深刻的物质匮乏，没有安全感和受堕落感折磨。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还是土地缺乏、无家可归和饥饿……但今天的电视和报纸可以比文学更为迅速简洁地报道这些基本问题。而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不论何时当我看到这些被以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时，我就知道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黑暗。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的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而促使我们闭门数十年写作的则是一个与之相反的信念。那信念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文字会被读到并被理解，因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人都是相似的。可这似乎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对被挤在边缘，被排斥在世界外围的怒气留下的伤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对西方爱恨交织——现在我也多少体会到了，这是因为我和这位伟大的作家一起经历了对西方的爱恨情仇，一起关注了那在另一方向上建立的另一个世界。
看着那箱子，我觉得父亲在他写作的那些年里，可能也发现了这些乐趣：我不应该对他预先判断。我必须用一颗容忍的心来阅读它——看看他在旅馆房间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在把箱子留在我办公室后一个星期，父亲又来看过我一次，我们聊了些琐事。后来他终于看到箱子被我挪动过了。我们就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没说我打开了箱子，我只是把视线移开了。他立刻明白了。就像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样。所有的明白就在几秒钟之内明白了。父亲是一个快乐、懒散但却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只是照例冲我笑了笑。
在父亲把箱子交给我的２３年前，就是我２２岁时，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稿拿给父亲看，想听一点他的意见。这并不仅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品位和智慧，以及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因为他并不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我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消息。两个星期后他来了，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