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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关东宪兵队旅顺教习所学习的同期生，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其言辞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里行间隐隐有溅出血肉的皮鞭在飞，有挪动在地的铁镣在响……
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从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个强烈感觉是——尽管和平了，但日本并没有改变。只是外表好起来了，其他和过去大抵一样，变化了只是自己。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39师团步兵232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他所求职的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59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1942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150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17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有大学教授及朋友们积极为他找工作，可因为是〃中国归来者〃，谁都不想雇用他。对他展开了弥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生还故国者〃，他蒙热心地劝诱，让其返回自卫队。（以上参见＇日＇野田正彰著朱春立刘燕译《战争罪责》）
1946年1月，东史郎就回到了祖国。他在家乡京都竹野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过得颇为富裕。1987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共5卷37万字，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
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中国归来者〃中，有深感自己有罪的风清月白之夜，花影弄窗之时，总让他们的灵魂似一件爬满了虱子的绣袍；也有决意要向世间袒露自己有罪的倘若不说出来，以求得一场天律公理的瓢泼豪雨，他们就会像在广岛、长崎遭了原子弹辐射的许多人一样，在精神上干渴而死……
但两者的灵魂辗转不安时的呻吟，即使是无人在侧时的独自呻吟，也被他们周围的那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所拒绝；倘若他们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长河大谷间奔走呼号，以老迈的龙钟之身焕发出大和民族真正的理性之光，这更为整个以非亲属集团做骨架的社会大厦所唾弃。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自童年起难以摆脱的困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生于1947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1个到第19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20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1997年9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3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女儿极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
〃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战争罪责》）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当他看到出自名家的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神态木然/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不满现状/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善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磨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8
运气
＇英＇克里斯廷。格尔曼
一位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取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我上了火车后，又在车厢里见到了那位姑娘，她旁边有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可笑。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来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
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