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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沪之前，我曾在地图上看了一下重庆到茅台之间的距离，虽然也感到不算近，但毕竟抽象很多。在地图上，崇山峻岭化作一片绿色的阴影，长长的公路细若游丝，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城镇稀稀落落地点缀其间，几乎让人无所适从。而之前的飞行又让人对距离失去了应有的体验，在空中，除了能偶尔透过云雾依稀看到山川的皱褶外，同样不会让人对机翼下的大地有什么具体的感受。所以，当汽车离开重庆这座迷人的山城，开始在渝黔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时，我才觉得此行刚刚开始。
实际上，这段漫长的旅程的确也是刚刚开始。尽管司机一路上驾车飞驰，路途的遥远以及所消耗的时间还是远远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这一行整整花了七个多小时，直到晚上十点，我们才闻到空气中飘着的那一股浓浓的酒香，在深沉的黑暗中抵达面向赤水依山而建的茅台镇。
可是，在剩下的夜晚，在梦中，我仿佛依然在继续着这段旅行，汽车在快速行驶时所发出的震颤声和呼啸声，连绵不绝的高山和大川，在我的脑海中都统统混杂在一起，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无边无际，还有那像藤蔓一般在山腹中蔓延的一节节隧道里的灿烂的灯火，也像一串珍珠一样在我眼前忽明忽暗地闪烁着，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自己犹在途中。
我生平似乎第一次突然感受到了这个昔日曾为东方巨龙的帝国的国家的浩大，它的壮阔，磅礴，厚重与庄严。而帝国这个词对我来说，好像也头一次变得如此具体，形象而实在。我想，作为一个帝国，不仅仅因为它有奢华的外表，炫目的衣饰，更重要的，也是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它有深远的腹地，坚实的肌腱和粗大的血脉。
其实我并不是头一回闻知有这一片土地存在，我父亲年轻时作为一名铁道兵，曾参与建设过川黔之间的铁路，他过去也曾与我无数次地谈论绵延其间的这一片壮丽而森严的国土，但遗憾的是，以前我只把它当成是一个老人可有可无的回忆中的小小的摆设，而从未像今天一样深深地体味到它的那种存在的分量以及它的意义。
黑格尔曾言，事物在空间形式上的量的叠加和无限，如体积的巨大，面积的广博，常让人产生崇高之感。我猜，当初我父亲在这片山川之间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就是这种崇高的意识，尽管天长地久之后，这种震撼业已在他心中化为温馨的记忆。但是今天，这相同的感觉却把对我来说模糊的记忆还原为那种崇高的意识。
而又有谁能想象，酿造了如此醇厚的美酒的茅台小镇，竟会潜隐在这万千深山和川谷之中。这或许正是帝国之所以为帝国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我看来，作为帝国的一眼甘泉，茅台就应该深藏于这群峰与丘壑之间。
如果茅台酒产于上海或者江浙，我们从中能感觉到，最多不过是上海的现代、消俏，或者是江南的明媚、婉约，但我们却感觉不到中国曾作为帝国的那种厚重和博大，而厚重和博大，这当然和酒的品质有关，但却又不完全相关。我相信，即使这产于江南的茅台让它拥有和茅台本地的产品一样的口感和实质，它也无法让我们领会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厚重与博大。因为那通往帝国腹地的漫长的旅程，所经过的博大的原野，厚重的山脉，同样必不可少。
这或许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把酿酒和饮酒当成一种文化，而反过来，又把自己的文化浓缩为酒的原因。
而茅台的醇厚、温润又绵长的风格，无疑让人时时想起我们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特点。
实际上，文化从来就是具体的东西，它是有形的，可感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是因为是日用，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这就像我们通过豪饮伏特加来认识俄罗斯，轻嗅葡萄酒来揣摩法兰西一样，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中国，也一样要从品味茅台开始。
跟着一群文坛先进、同年以及后生去茅台跑了一圈，回到上海，转瞬二十多天了。印象如新，但拿来作文，材料仍嫌不足。毕竟只是跑了一圈而已，所以尽管玉成好事的《人民文学》再三催逼，仍旧白卷一张。
中间上了趟北京，本拟一晤在茅台结识的二三酒友，彼此交流“酒后感”，抛砖引玉，或能醉中偷得佳句。不料碰到教育部大肆进行“教学评估”，只好赶紧回来。这次东西南北教书匠们皆栗栗自危，生怕被“抽查”，仿佛真有什么过错，又仿佛教了十几年书，一旦“评估”起来，就都不会教了。这种心态，用“杯弓蛇影”、“瓜田李下”之类的成语恐怕尚不足以解释其中奥妙。
这才后悔在贵州时，拿腔作调，没大灌特灌。否则，纵无李后主“酒恶时拈花蕊嗅”的风雅，俪生所谓“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的豪壮总能沾点边，区区“评估”，其奈我何？
其实不然。尽管拿腔作调，还是喝了不少。若单论茅台，有生以来加起来也没那几天喝得多。何况绝对正宗，又何况在茅台而饮茅台？但不济就是不济。
使阿Q饮酒，无论绍兴花雕还是贵州茅台，见了赵太爷，也都白搭。“酒能壮胆”？一句需要大打折扣的中国式的“豪语”罢了。
据说复旦某狂生有次喝酒，醉到人事不省的地步，接二连三摸出人民币，叫大家听那撕锦裂帛的好音。及至摸出一张百元大钞，却突然缩手，改打醉拳了。酒后丑态多多，这一例可进《无双谱》了。至于刚在茅台潇洒，很快就遇“评估”而狼狈，还不够格罢。
到茅台的第一次晚宴，董事长、自称喝了两吨半茅台而身强体壮、鹤发童颜的季克良先生正欲致辞，刚从上海交大转会到同济大学的小说家张生就冲上去向他敬酒，激动地说：“季总，我来茅台，最大的收获就是见了您。您是我的崇拜者！”
这种颠倒主语宾语的“酒话”，其实大家并不在意，但被遵义作协赵主席及时纠正后，还是让张生大感受挫，为之不欢者累日。隔天，季总又出现了，大家一致建议再给张生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上去敬酒，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张生也很珍惜这机会，但显然太珍惜了，又紧张起来：“季总，我前天激动过度，本来想说‘ 您是我的崇拜者’，结果说成‘我是您的崇拜者’了”。
张生是我既爱又厌的朋友兼邻居。爱他滑稽多智，言辞便给，往往能口吐狂言，打破平庸时代的寂寞；厌他老是自以为滑稽多智，言辞便给，所以并非经常能够口吐狂言。而且因为他在口才上确有异禀，一旦唠叨起废话来，就尤其令人不堪忍受，愈感平庸的寂寞的可怕。从重庆到茅台，一路上我们照例没少打口水战。不料到了茅台，我们这一行还是以他为代表，接连两次在言语上闹了笑话。
茅台的神奇，首先竟然是因为张生的舌头所犯的美丽的错误而领教到，也算是一段佳话。其实那时候他还只是端着酒杯，没开始正式喝呢。
众所周知，茅台之所以成为国酒，与中央红军有关。对当年的红军来说，茅台确实具有一种伟大而庄严的神效——“四渡赤水”用兵如神，据说就与茅台有关。这也是茅台人特别引以为骄傲的事。
茅台的另一大德，是“养肝”。这是以其个人魁力直接导致张生言语障碍的季总亲自撰文，大力宣传的。果如此，“国酒”可真要改写传统的酒文化了。古往今来，酒之为恶者多矣，而伤害肝脏，最是令人遗憾的美中不足。饮酒（茅台）而能养肝，岂非鱼与熊掌兼得？
实际上，如何饮酒而不失态，而能养身，而能提升精神境界，也是我们一行在茅台最后一天的上午与酒厂领导畅谈“酒文化”和“文化酒”时的重要主题之一。
起初，酒是为了敬天礼地、献祭神祗而设。人民取而自享，无可厚非。但楚国的穆生，因为“醴酒不设”，就猜想“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说明至少到了那个险恶的时代，祭神之物已被偷换成人人互敬之物。或者正因为这种对于酒的用途的偷换，才造成险恶历史的开始？不管怎么样，反正以后所谓“酒文化 ”，就总是双重的了，即既能娱乐神人，也能败德乱性，得罪神人。
刘伶荷锸载酒，“死便埋我”，多少无奈与愤懑，而后人却单以豪壮视之，真不知道心肝何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固是曹孟德的好诗，但杜康真能解忧否？他可并无确然的答案。倒是范仲淹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还有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的“举杯消愁愁更愁”，更能道出其中三昧。“人生七十古来稀，酒债寻常寻处有”，杜甫说这话，好像是夸耀自己无钱而尚能饮酒的“通透”，其实照我看来，是已经到了快要和酒说拜拜的地步了。他年轻时就曾劝过李白不要耍酒疯，“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自己怎么会借酒佯狂呢？所以，我总疑心那些相信老杜死于“牛酒”的论者有些不通人情。
“绍兴会馆”中“往往取酒还独倾”的鲁迅，在纪念溺水而亡的故友范爱农的诗中，也说过这样的话：“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天下以酒闻名的君子真的愿意整天醉酒吗？我看未必。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唯有饮者留其名”，却是酒后伤心之论。正面理解太白这句诗，还要在酒旗上大书“太白遗风”，恐怕就有点接近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的智商了。
幸亏无量数的“饮者”，也就是“酒囊饭袋”，都没有“留其名”，历史这才稍微干净点。倘若有人不满于史家的埋没“饮者”，硬要打捞那些酒中圣贤，《抱朴子》外篇的《酒戒》，或许可以代劳，那实在算是对自以为是的“饮者”的一幅全景扫描：
其初筵也，抑抑济济，言希容整，咏湛露之厌厌，歌在镐之恺乐，举万筹之觞，诵温克之义。日未移晷，体轻耳热，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我号载奴，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蹶良倡，或冠脱带解。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盼，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口呐于寒署者皆垂掌而谐声，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而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遢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以九折之坂为蚁封；或登危踏颓，虽堕坠而不觉，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
一般做酒广告，总喜欢用道家哲学来说明某种酒的特质，但遇到《抱朴子》这部极写饮酒失德的货真价实的道家著作，该如何对付呢？
佛法戒酒，毫无宽假。《大智度论》说“酒有三十五失”，细列出来，怕要令人头晕。《梵网经·饮酒戒第二》甚至说“若自身手过酒器与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无手”者，皆脚也，即落入畜生道，还绵延“五百世”，这在凡人看来未免过于严苛，激而生变，造成“酒肉穿肠过”的花和尚来，也是有的。但菩萨慈悲，岂容质疑。
以上《抱朴子》和佛典戒酒的话，我都是从周作人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秉烛后谈》抄来。这书很薄，便于携带，在茅台的几天，无事随手翻看，正好见到这几段。
“知堂老人”自称儒家正宗，喜欢中庸之道，对于饮酒，他主张“我们凡人不能‘全或无’，还只好自认不中用，觉得酒也应戒，却也可以喝，反正不要烂醉如泥就是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说到做到，但如果真是“凡人”，孔子的饮酒有度不及于乱的理想，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圣人中庸而小人反中庸”，不也正是圣人自己的一声叹息吗？
反中庸即走极端，这确实是“小人”、“凡人”的专利。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或罗马神话中的巴克库斯（Bac…chus），即便实有其人，充其量也就是酿酒师。但希腊的“小人”们要替自己酗酒狂欢寻找合法性，一厢情愿把他推为“酒神”，再经十九世纪末不饮自疯的德国人尼采竭力颂扬，抬到希腊精神的巅峰，惹得中土尼采们羡慕不已，纷纷考据作文，将“吾家杜康”升格，封圣。究竟能否成功，还要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从“杜康精神”产生的希腊式悲剧——或许很渺茫吧。
《圣经》涉及酒的地方不少，其中《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吩咐提摩太，“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每次读到，未尝不深思而戒惧。若说耶稣第一次显神迹，在婚宴上变水为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