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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曾向我强调，评判一个作品要忠于内心，而不要去相信这个作者的名气以及那些关于作品好坏的种种标准，这个看法我至今依然保持着。在公司举办的一次大型艺术作品展览活动的闭幕式中，他激烈地批评公司一位颇负盛名的老画家的作品：水平太差了，仅雕虫小技，完全谈不上创意，根本不配参展云云。我虽然知道林有作秀的成分，但还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他鼓掌。我不想掩盖我对他在这方面的激赏。在他与他的情人之中，我看到人性的美好与悲凉，它修正了我先前的某些偏狭，同时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总是那么容易为人性中的美好而感动，哪怕是卑微的，我都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对这样的美表示由衷的赞颂和敬畏，并对平凡的人生和苦难的命运满怀着热爱和祝福，所有这些，我认为不是你如何先锋、叛逆、有多少学问、读了多少书、获了多少荣誉就能做到的。一九九八年，我二十四岁，当时我已意识到，我可以做到离开料场，可以一个人去任何地方而不会有恐慌和畏惧，我不会无端听从一个人，听从某件事，我摆脱了精神的某种障碍，我可以越来越开阔而没有偏见。我似乎可以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判断和选择。我对车间主任说的那句：你从来就没法管住我……这句话虽然有点突然，但是它的前提是，我应该完成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识，我应该可以转身。林从来都看不起身边的工人，憎恶听起来不太体面的露天钢铁料场，形容它是地狱，但他带着他的艺术、他的世界性在那个“地狱”呆了一辈子。
我没料到在我决定离开的时候会那样难过，我从来不知道我对料场怀有这么深的情感。虽然离开的想法由来已久。一九九八年，当那个大事件将要来临之时，我相信有太多人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转身。它一定给人们内心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不论是选择离开或者留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强烈的挣扎，大事件让人们在瞬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钢厂的感情，对自身技术以及对劳动本身的深厚感情。而我，四年中慢慢成熟起来，我的身体像一枚熟透的桃子，裸露出甜的秘密。他是一名电工。有着细长的身材和羞怯的面容，澄澈的单眼皮眼睛，隐藏着他内心已定的主张。看见我面色会微微地潮红，我知道他喜欢我，我精于这样的判断，并为此兴奋不已，满足于这样的虚荣中，享受浑然不知情的乐趣。他确实被我耍了几次。他傻傻的样子让人疼到骨子里，而太多的沉默让我们没来得及交流，不，我们没来得及相爱。多少时候，我在料场期待他的身影出现。当我望向他那里，他一定是准时地望向我这边。
没有表达的爱情是最美的爱情。他属于料场，属于他的设备。我时常把他与料场看成一个整体，在决定离开的那一刻，我感到我是多么爱他，离开料场，就等于离开了他。我身体的秘密被我珍藏已久，观念上，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在跟林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嘲笑不屑一顾。我是一个老练的处女，可怜的年轻人，他一定不知道，我向他发起腥味的攻击。接到我晚上约会的电话后，我感觉到他心跳得厉害。
料场东面有一块草坪，是工人们歇息的好处所。我把约会地点选在这里，这是多么暧昧的一个地点啊，是那样不怀好意。我的年轻人来了，我温柔地抱住他，他的心跳得多有力呀，我把脸贴在他胸口上，可怜的年轻人失去了自制力，他紧紧地贴着我，我们沉向料场的深处。那个动作如此简单，简单到残酷。但它发生了，于我，很大程度上象征一个符号。之后，我开口说话，我听见我胸腔的轰鸣，它混浊，厚重，仿佛混沌之后的重开天日，也仿佛我在瞬间脱胎换骨，我感觉我内心有一种东西在慢慢上升，它是那样彻底，那样决绝。
＇责任编辑 陈永春＇
掌上风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苏小卫
关于《掌上风》
我一九七八年上大学，遇到了一本书：《契诃夫手记》，书中记录了作家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过眼人生、道听途说、奇闻趣事。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用个小本子记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每年一本，然后整理存档，到今年正好三十年。
现选出一部分，按年编次，可观民风，可观世变。
懒人说：
我一三五刷牙，二四六洗脸，星期天全免。
两辆公共汽车错车，差点撞上。
司机甲探出头说：会开车吗？
司机乙并不生气，反问：我不会开，你一个人开俩？
要饭吃还嫌凉？
歇后语：
一个人拜把子——你算老几？
大学里：
男生：某人今天缝一被子用了四十分钟。
女生：你们男生这个速度不错了。
男生说：可他的军用被子就是一个口袋，口上那一道，他缝了四十分钟。
工厂里：
工会主席在会上讲话：同志们，今年的二十年大庆和往年的二十年大庆不同！（下面哄笑）
工会主席：笑什么笑？就是不同嘛！
同学讲的：
老头坐公共汽车用女儿月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狡辩道：这是我女儿的，又不是别人的，我养她那么大，用用她的月票还不行？
大学同学：
“他买饭怎么又加塞啊，垫张纸把他捏出去。”。
大学里：
他写字特别用力，自己说写时间长了浑身酸痛。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积极主张扩大世界杯决赛的规模，他说：“如果在最后的决赛中，我们能荣幸地看到阿尔及利亚队对喀麦隆队，或者是科威特队对阿尔及利亚队，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
中学里：
老师上课让大家起立，有个学生坐着没起来，老师问他：让卖肉的把骨头剔了？
中学里：
考试，一个学生伸脖子看别人的卷子。还是那个老师：行了，再伸回家你妈不认识你了。
学生遇见过去的老师，热情地问：咱家没啥事吧？
他旅游的时候手上拿一带拉锁的活页夹子，里面放钱和车票什么的。同行的人笑他：干吗老拿一本，做诗啊？
大学里：
丈夫上大学了，看不起当工人的妻子了，老吵架。妻子就跟单位领导说了，单位的领导专门给妻子放假，让她在家读书，好和丈夫有共同语言。
小学里：
小学生吃忆苦饭。
老师问一女生：好吃吗？
女生：不好吃。
老师气愤地：解放前，贫下中农一年到头吃糠咽菜，日子比黄连还苦，你吃一次就嫌不好吃，这就叫忘本。
接着，老师又问一男生：好吃吗？
男生：好吃。
老师气愤地：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糠咽菜，日子比黄连还苦，你还说好吃？什么感情？
电影台词：
我母亲常说，只有傻瓜才自己碰了钉子方始回头，聪明人看见别人吃亏就学了乖。
单位里：
女同事，骑车技术比较差，经常抱怨：现在的红绿灯变太快，还没来得及拐弯，就又变了。大学同学：
军队大院门口军人站岗，很严，住在里面的同学特别嘱咐他进大门要下车，而且不能滑行。得两条腿都着地。他说你再吓我我得四条腿着地。
大学同学：
他不想看书，就去同学家玩，同学说正发愁事情太多不知道该做哪样，你来了太好，我们下棋吧。
书面语言，俗称“字儿话”。
小学里：
老师让淘气的学生带纸条给他爸爸，学生拿起纸条就给吃了，老师捏住学生的鼻子，把纸条又掏了出来。
老头和老太太在家坐着，门开着，进来一个小偷，拿走两个箱子。
老头问老太太：那是谁呀？
老太太：我还想问你呢。
大学里：
教务长在大会上给大学生提要求：你们括对象可以，搞了不许吹，吹了不许搞。
发小：
她说上大学真没有意思，同学就知道数饭票，把爱迪生读成爱轴生。
单位里：
领导戴助听器，不想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关了，当说话的人发现她没有表情后，就知道：又关了。
大学里：
某同学比较自负，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别人就捉弄他，问他“abcdefg”这个单词怎么念。他还就真的念出来了，也不管这单词什么意思。
大学同学：
问：师傅，推土机很难开吧？
答：往操纵杆上拴块肉，狗都会开。
关于过去：
回忆当年闯红灯。
警察：罚两块钱。
没有
警察：一块。
没有。
警察：肉本带了吗？
带了。
警察：划掉两斤肉。
书 上：
乐观主义者认为那只杯子里一半盛着水，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那只杯子一半是空的。
书 上：
一位富商的妻子拜访一位著名的作家：“我想知道，什么是开始写作的最好方法？”“从左往右。”作家答道。
笑话：
一个人回到家，发现他的妻子正和他最好的朋友睡觉。他对朋友说：我是因为和她结了婚不得不这样，你是何苦来的？
书 上：
“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
“在拐弯的地方碰头。”
单位里：
老太太出国，在国外的机场，一头撞在玻璃门上，当即晕倒。
大学同学：
有些名词永远也说不对，比如自行车的链套，总是被她说成瓦圈。
同 学：
以善报恶我是傻瓜，以恶报善我是混蛋。大学文论老师：
小说里写的那些高尚的、美好的生活都是偶然。
书 上：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是靠积累而是靠问题和错误。
华山一景：
一个石头缝，叫“一凿子”。
电影《临时工》的台词：
我想带她去看马戏，又怕马戏团把她留下。
《耕耘》马雁凌
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右岸，坐落着宁静清新的嘉荫县。
2000年7月，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是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志伟上任的日子，他被伊春市委任命为嘉荫县县长（后担任县委书记）。
极为普通的衣着，原本白皙的面庞，印着严寒酷暑的痕迹，只有双眼依然闪烁着坚韧与睿智。就是这位看似寻常的人，掌管着全县8万人口的命脉啊！就是这 5〃A，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献给了父老乡亲，把自己的满腔热血都倾注在这片热土，带领全县人民，在短短的7年里，使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发生了巨变。
黄志伟，1956年生人，原铁力（市）县常务副县长。他博才多学，智慧坚忍，果敢，意识超前，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公仆。
刚到嘉荫时，映入眼帘的是怎样一幅情景啊：县城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平房，矮趴趴的草房东倒西歪，寥寥无几的几座楼房也很陈旧。路况更差，几乎到处都是 “搓板路”、“轮礅路”，主干道布满泥潭，坑坑洼洼，道中间长着一人多高的蒿草，轿车开不进来，马车打误。行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空中的煤烟久久不散，黑乎乎的，如同黑云压顶。一会儿停电，一会儿停水，冬天，屋子比外边还冷。
嘉荫当时有几大难：行路难，吃水难，供热难，用电难，上学难，住房难。矛盾突出。看遍了嘉荫的状况后，黄志伟心里像塞满了茅草，乱糟糟的，扎得五脏六腑很疼很疼。他反复思索：我应该为嘉荫做点什么？我应该为老百姓做点什么？黄志伟看了，听了，思索了，心里有数了。
黄志伟开始着手城镇建设。他召集有关人员，反复论证了嘉荫的总体规划、总体设计，甚至还把楼房的样式、规模制成挂图，多方征求意见。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镇建设开始了，由此，嘉荫人认识了新来的县长。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拆迁时，有人怕政府不给钱，有人舍不得住了几代人的老屋。动迁现场，是矛盾集中的地方。人们把负责动迁的工作人员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而黄志伟就站在这群人的中间。个别钉子户堵在大街上，指着他鼻子说：房子好好的，为什么扒？ 别人当县长都没扒，偏偏你来了就扒房子，你这不是吹喇叭仰脖起高调吗？工作人员反复做思想工作，但是，无济于事。黄志伟笑眯眯地说：“这是危房，再住下去有危险，咱们搞城镇建设，就是要该扒的扒，该建的建。咱们是扒了旧房盖新房。”有人疑惑地说：“政府说话算数吗？动迁款能按时到位吗？”黄志伟诚挚地说：“请大家放心，我拿人格担保：保证动迁款一分不欠。”有人说：“他只代表他自己。”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