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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汉文吏治蒸蒸，不至於奸，爱故也。秦颛法律，衡石程书，一夫夜呼，乱者四起，畏故也。自数年来，开上控之端，刁民得逞其奸；大吏畏其京控，遇案亲提，讦诉不过一人，牵涉常至数十，农商废业，中道奔波，受胥吏折辱，甚至瘐死道毙。国家慎刑之意，亦曰有冤抑耳。从前马谭氏一案，至今未有正凶，无辜致毙者累累。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数十人。承审官刑挞横加，以期得实，其中冤抑，正复不少。欲召天和，其可得乎？顷者林清构逆，搜捕四出，至今未已。小人意图见长，不能无殃及无辜，奉旨严禁，仰见皇上如天之仁。臣以为事愈多则扰愈众，莠民易逞机谋，良善惟增苦累。应令大小官吏，可结速结，无多株引，庶上下相爱，暴乱不作矣。至所谓养民之政，不外於农桑本务。大江以南，地不如中原之广，每岁漕储正供，为京畿所仰给者，无他，人力尽也。兗州以北，古称沃衍；河南一省，皆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地成旷土，人尽惰民，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岁一歉收，先请缓徵，稍甚则加蠲贷，又其甚则截漕发粟以赈之，所以耗国帑者何可算也。运河屡淤，东南漕未可恃，设有意外，何以处此？臣见历来保荐州县，必首列劝课农桑，其实尽属虚谈，从无过问。大吏奏报粮价，有市价至四五千钱，仅报二两内外，其於收成，又虚加分数，相习成风。但使董劝有方，行之一方而收利，自然争起相效，田野皆辟，水旱有资，岂必尽资官帑，善政乃行哉？民之犯刑，由於不率教；其不率教，由於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其次第如此，故养民为首务也。”奏入，仁宗嘉纳之，特诏饬各省以劝课农桑为亟，速清讼狱，严惩诬枉。主
二十二十年，擢兵部侍郎，历户部、礼部。二十二年，典会试。二十四年，督江苏学政。道光元年，江、浙督抚孙玉庭等议禁漕务浮收，明定八折，实许其加二。文田疏陈积弊曰：“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厥后生齿日繁，物价踊贵，官民交困，然犹止就斛面浮取而已。未几而有折扣之举，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事畜不赡，势必与官抗。官即从而制之，所举以为民罪者三：曰抗粮，曰包完，曰挜交丑米。民间零星小户、贫苦之家，拖欠势所必有。若家有数十百亩之产，竟置官赋於不问，实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者，如业户应完若干石，多赍一二成以备折收，书吏等先以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是已不敷；再以折扣计算，如准作七折，便须再加三四成，业户必至争执。间有原米运回，州县即指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者，寡弱之户，转交有力者代为输纳。然官吏果甚公正，何庸讬人？可不烦言而自破。民间运米进仓，男妇老幼进城守待，阴雨湿露，犹百计保护，恐米色变伤。谓其特以丑米挜交，殆非人情。惟年岁不齐，米色不能画一，亦间有之。然官吏非执此三者，不能相制，生监暂革，齐民拘禁，俟其补交，然后请释。不知此皆良民，非莠民也。此小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然州县亦有不能不尔者，自开仓讫兑运，修整仓廒芦席、竹木、绳索、油烛百需，幕丁胥役脩饭工食，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滋甚，至其平日廉俸公项不能敷用。无论大小公事，一到即须出钱料理。即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约须百数十金。案愈巨则费愈多。递解人犯，运送粮鞘，事事皆需费用。若不取之於民，谨厚者奉身而退，贪婪者非向词讼生发不可，吏治更不可问。彼思他弊获咎愈重，不若浮收为上下咸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惜。其藉以自肥者固多，而迫於不获已者盖亦不少。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掊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然亦有不能不然者。昔时运道深通，运丁或藉来往携货售卖以赡用；后因黄河屡经倒灌，运道受害，虑其船重难行，严禁多带货物。又从前回空带盐，不甚搜查；近因盐商力绌，未免算及琐屑，而各丁出息遂尽。加以运道日浅，反多添夫拨浅之费。此费不出之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於是定例只准给三百两。运丁实不济用，则重船不能开，州县必获咎戾，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虚名耳。顷又以浮收过甚，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州县入不敷出，则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然民间执词抗官，官必设法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於民心之不服。若将此不靖之民尽法惩处，则既困浮收，复陷法网，民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隐忍，则小民开犯上之风，将致不必收漕，而亦目无官长。其於纪纲法度，所关实为匪细。”疏入，下部议。时在廷诸臣多以为言，文田持议切中时弊，最得其平。诏禁浮收，裁革运丁陋规，八折之议遂寝。古
四年四年，擢左都御史。七年，迁礼部尚书。寻卒，依尚书例赐恤，谥文僖。斋
文田文田持己方严，数督学政，革除陋例，斥伪体，拔真才，典试号得士。论学尊宋儒，所著书则宗汉学。博综群籍，兼谙天文占验。林清之变未起，彗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见南斗下，主外夷兵事：文田皆先事言之。古
戴敦戴敦元，字金溪，浙江开化人。幼有异禀，过外家，一月尽读其室中书。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铨授刑部主事，典山西乡试。累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东高廉道。道光元年，擢江西按察使。斋
敦元敦元初外任，以情形非素习，苏州多粤商，过访风土利弊，久之始去，尽得要领。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馀事。二年，迁山西布政使，单车之任，舆夫馆人莫知为达官。籓署有陋规曰釐头银，上下取给，敦元革之，曰：“官有养廉，仆御官所豢，何赢馀之有？”调湖南，护理巡抚。三年，召授刑部侍郎，自此历十年，未迁他部，专治刑狱，剖析律意，於条例有罅漏，及因时制宜者，数奏请更定。每日部事毕，归坐一室，谢绝宾客。十二年，擢刑部尚书，典会试。十四年，卒，优诏赐恤，称其清介自持，克尽职守，赠太子太保，谥简恪。斋
敦元敦元博闻强识，目近视，观书与面相磨，过辄不忘。每至一官，积牍览一过，他日吏偶误，辄摘正之，无敢欺者。奏对有所谘询，援引律例，诵故牍一字无舛误，宣宗深重之。至老，或问僻事；指某书某卷，百不一爽。尝曰：“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馀。”罕自为文，仅传诗数卷。喜天文、律算，讨论有年，亦未自立一说。卒之日，笥无馀衣，囷无馀粟，庀其赀不及百金，廉洁盖性成云。知
硃士硃士彦，字修承，江苏宝应人。父彬，绩学通经，见儒林传。士彦承家学。成嘉庆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纂国史河渠志，谙习河事。大考擢赞善，督湖北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入直上书房。历少詹事、内阁学士。道光二年，擢兵部侍郎。四年，以南河高堰坏，疏陈河工事宜，论：“高堰石工宜切实估修；堰内二堤宜培补；黄河盛涨，宜两岸分泄；山盱五坝宜相机开放；黄河下游无堤之处宜接筑。”下勘河大臣文孚筹议酌行。寻督浙江学政。奏禁诸生包漕闹漕，以端士习。御史钱仪吉劾士彦任性，诏嘉士彦能任劳怨；惟斥其父彬就养阅卷，及命题割裂，薄谴之。九年，典会试，督安徽学政，寻擢左都御史，召还京。知
十一十一年，迁工部尚书。是秋，江苏大水，河、淮、湖同时涨溢，命偕尚书穆彰阿往勘。穆彰阿先回京，遂偕左都御史白镕察视江苏、安徽水灾赈务。疏言：扬河掣卸石工，及纤堤耳闸，应令工员赔修；又以淮、扬地方官多调署，情形未熟，请饬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从之。寻奏：“续查下河积潦之区，被灾尤重，浮开户口，为办赈积弊。应令委员查明后，即於本乡榜示，放赈时，州县官据委员原查总发一榜，总查抽查，凭以核办。”又奏：“山盱属添建滚水石坝，本年启放过水，现已无从查验。工员面称启放时石底间有冲裂，坝下灰土亦损，请俟水落责修完固。堰、盱两淮、湖石工掣卸二百馀丈，固限未满，应令赔修。其石后砖工灰工间有残缺，应令补筑。又盱堰大堤，加帮土工间有蛰低浮松之处，应培补，责成河兵种柳护堤。其已估未办之高堰头、二两堡，未估之智、信两坝，应即兴办。此项与黄河险要不同，向来保固一年。请嗣后各土堤及运河堤岸，均改保固三年。运河埽工於经历一年后，再加保固二年，验明坚整，始准埽汛修防。”“安徽无为州江坝及铜陵县坝工程紧要，均应借款兴修。”并下所司议行。又劾盐城、宿松、青阳等县报灾迟延遗漏，请惩处；捐赈绅民应给议叙；禁胥吏婪索挑剔：并从之。主
十二十二年，事竣回京。南河于家湾奸民陈端等盗挖官堤，掣动河流，复偕穆彰阿往勘。疏言：“九月初旬，清口出水二尺有馀，高堰长水二丈一尺，势至危险。其时吴城七堡未开，洪湖吃重。此时既开放，湖水分减。现交冬令，一月后即难兴工，湖多积水，风烈堪虞，请加紧趕办。”寻命复偕侍郎敬徵往勘。十三年，奏于家湾正坝虽合龙，请饬加镶追压，以免出险。覆讯挖堤诸犯，治如律。又偕敬徵覆勘河、湖各工，请分别缓急，以次办理。父忧归。古
十六十六年，服阕，署吏部尚书，偕尚书耆英赴广东、江西鞫狱。十七年，授兵部尚书。查勘浙江海塘，遂赴南河验料垛工程，盘查仓库。以库存与卷册不符，劾河库道李湘茝，褫职。又赴安徽、河南按事，疏陈常平仓粜买章程，“请各省囚粮递粮作正开销，毋动仓穀；平粜必市价在八钱以上始准出粜；采买须俟年丰穀贱，且必在出粜二三年后，以纾民力而袪宿弊”。如议行。十八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典会试。调吏部尚书。士彦以综覈为宣宗所知，奉使按事皆称旨。寻卒，诏嘉其性情直爽，办事公正，赠太子太保，赐其四子举人、副榜贡生有差，谥文定。古
何凌何凌汉，字仙槎，湖南道州人。拔贡，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嘉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司业。累迁右庶子。典广东、福建乡试，留福建学政。令诸生自注诵习何经，据以考校，所取拔贡多朴学。道光六年，授顺天府尹。京畿狱讼繁多，自立簿籍，每月按簿催结，无留狱。迁大理寺卿，仍署府尹。在任凡五年，历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命偕总督程祖洛按讯山阴、会稽绅幕书役句结舞弊，鞫实，请褫在籍按察使李澐职，馀犯军流有差。任未满，调吏部侍郎，召回京，兼管顺天府尹事。调户部，复调吏部，仍兼署户部侍郎。古
御史御史那斯洪阿条陈地方官有钱粮处分，不准升调，及变通杂税，下部议。凌汉兼吏、户两部，驳之，谓：“理烦治剧，每难其人，若格以因公处分，必至以中平无过者迁就升调。且吏治与催科本非两事，未有因循良而帑藏空虚者，亦未有因贪浊而仓库充盈者，是在督抚为缺择人，不为人择缺，正不必徒事更张，转滋窒碍。”又谓：“地方各税，有落地杂税，及房屋典当等税，已极周密；至京师九门外有铺税，天津、新疆沿壕铺面有房租，因系官地、官房也。今欲尽天下之府、、州、县仿照定税，则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所需，市侩将加价而取诸民以输官，水脚火耗，官又将取之於民；且闭歇无常，税额难定，有敛怨之名，无裕国之实。”前议遂寝。斋
十四十四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仍兼管府尹如故。累署吏部尚书。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员有先由御史改官者议驳。凌汉以不胜御史，非不胜外任者比，如此苛绳，有妨言路。御史改部之员，例准截取。至京察虽无明文，从前有御史降调保送员外郎者，援以请旨。因面奏现任大员花杰、吴荣光，皆曾由御史改降，遂奏俞允。主
十九十九年，调户部尚书。四川总督宝兴请按粮津贴防边经费，议驳之，略谓：“川省地丁额徵六十六万，田赋之轻，甲於天下。现议按粮一两加津贴二两，百亩之家，不过出银三两，即得百万两，小民未必即苦输将。然较原课几增两倍，非藏富於民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