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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已前进到了吕梁山区。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山西，天气多阴雨。山上更是风雪交加，给我们行军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三月十日凌晨，我们奉命从大麦郊出动，向兑九峪的敌人发起攻击。天刚亮，我们就同敌人接触上了。战斗一打响，我们便按照既定的部署，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纵队。在追击中，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俘虏了两千人左右。但后面增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增强，我们伤亡很大，逐渐变成了同敌人对峙的局面。
兑九峪战斗一打响，我们二师的三个团就全部投入了战斗。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等，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战斗开始不久，萧华的左腿就负了伤，警卫员把他背到一个洼地里，然后用担架抬下了火线。连师政治委员都负了伤，可以想见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这时，一军团二师和四师的部队仍继续开展进攻。到了下午，我们二团攻到了兑九峪左边的山脚下，当时天已黄昏了，队伍集结在山脚下，我们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也打不到我们。这时，我们接到团里的命令，要我们立即撤退。
看着近在山上的敌人，我们不愿就这么撤走，于是梁兴初和我决定，先派人侦察一下敌情和地形，搞清山上敌人的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经过侦察，发现山上的敌人只有一个营，大约三百多人，工事也不强。梁兴初就同我商量，看来这股敌人发消灭，是一是“抓一把”再走，我表示同意，说“就这样干！”
于是，我和梁兴初集合部队讲话，说明了我们的意图和要求，要求全团同志猛打猛冲，同敌人拼刺刀。之后，我们组织了四个连，其中两个连由参谋长胡发坚带领，两个连由梁兴初和我带着，分左右两路，趁着天黑山上敌人看不见，一下子猛摸上去。在重机枪的掩护下，集中兵力，用刺刀‘手榴弹向敌人冲锋刺杀，一下子就把敌人给压住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攻进敌碉堡内，把一个营的敌人都给“吃”掉了。我们把俘虏赶下山来，把他们的枪栓下了，还要他们背着。“抓了一把”以后，部队迅速下山，向后撤退。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我们上山参战的四个连，属二连的伤亡最大。上山时，八‘九十个人几乎全部打光了，只剩下了十几个战士和几个没有上战场的伙夫，连里的干部则全都牺牲了。我们尽快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把伤员抬上，趁着黑夜，拼命往后撤。不久，我们遇到刘亚楼派来的参谋，叫我们撤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这时师部已经走了，四团‘五团也走了，只剩下我们在后面。
当晚，我们全团回到了大麦郊附近。我和梁兴初来到师部，向刘亚楼‘邓华‘钟学高作了汇报，讲了打这一仗的情况，我们受到了师部的表扬，都说我们这一仗主动出击打得很好。刘亚楼还表扬说：“你们机动果断，取得胜利，很好。”
我和梁兴初说，看到这个机会很好，就想捞一把，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大。听了我们的话，刘亚楼就说，师里会把这个情况报告军团部，请求给我们补充新兵。接着，他给我们介绍说，那天阎锡山出动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由于我军刚刚过河，还没有站稳脚，加上地形不利，没有群众援助，要一口“吃”掉十几个团很困难，因此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改变进攻方向。
汇报完毕后，师部招待我们吃了顿红烧肉。吃完饭回到团里，我们马上召开干部会议，告诉大家，部队准备在大麦郊附近休息几天，补充部队，恢复建制，换装，补充弹药，补充鞋袜衣服等。休息两天之后，再继续前进执行新的任务。我们要求各连整理好自己的队伍，准备欢迎新兵入伍，并做好新兵的训练教育和团结工作，同时开始清理缴获的武器。这次战斗共缴获了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枪和十二挺机枪。这些武器准备全部补给二团的新兵。
第二天，军团部很快就给我们补充来了四百多人，都是跟随主力部队前往山西参战的陕北青年，我们重新组建了二连，从别的连抽调了斑排长‘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其他的新兵就分别补充给一连‘三连‘四连和五连。为欢迎新战士，团里专门召开子一个欢迎大会，给他们发了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手榴弹，新战士的情绪都很高。这样，二团又充实起来了。
兑九峪战斗是我们进入山西后打的第二个胜仗，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连同上一次在关上镇的胜利，这两次胜利，巩固了我们在山西作战的前进阵地，使阎锡山逼迫红军退向黄河西岸的企图落了空。
兑九峪战斗后，为扩大战果，扩大我们在山西的占领区，抗日先锋军领导决定，整个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和南下，各自独立作战。十五军团为左路军，由大麦郊向东北方向的汾阳‘太原前进，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相机占领晋南地区。晋南是汾河流域的主要粮产区，河两岸都是大块的平原，山很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
按照命令，我们二师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早晨由大麦郊出发。二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师部跟随二团前进，四团‘五团依次在后跟进。这一天，我们前进的目标是霍县的南关村。南关村是同蒲路上的一个水火车站，军团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占领这个车站。
这天晚上，我们在离南关村大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宿营，住下以后，派人前去侦察，结果发现南关村驻有敌人的一个骑兵连，加上其它一些地方队伍，一共约二百来人。我们报告师部后，刘亚楼当即决定，要二团去占领南关，消灭南关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早上七点多钟出发，十一点钟到达南关。经过观察，发现南关村两面都是高，一条汾河淌在中间，白雪皑皑的河面上结着冰。按照师部的命令，梁兴初和我商量后决定，首先带领一部分队伍占领西面的高山，同时要参谋长和当时新派到二团的总支书记，带领两个连从左翼绕过汾河，越过铁路，爬到南关村东面的山上，占领制高点，然后两面夹击，把敌人压在沟里，消灭在车站中。
结果这个策略完全成功。待东面山上打响了战斗，西面山上也向下开始攻击。两边一打，敌人马上就慌乱成一团，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的那个骑兵连全部缴械。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七十多匹马‘一百多条枪，俘虏了包括当地官员及车站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二百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车站仓库里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战斗结束后，我们很快把战斗经过和战果报告了师部，并把缴获的物资派人送给了师供给部。马和骡子也全部上缴给了师部，因为我们团没有骑兵连，要之无用，我们只留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清查部队人数时，我们突然发现新来的总支书记牺牲了！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是在随三连冲锋时牺牲的。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打仗很勇敢。他是在我们要打仗的当天，才由师政治部派到我们团里来的，结果刚来到团里就牺牲了，真是可惜！
这次战斗，部队的伤亡并不大，但是牺牲了一个总支书记，令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那天，全团集合为新到的总之书记牺牲默哀三分钟，以示追悼。
那天，在战斗快结束时，从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这里为止，还从来都没有见过火车，结果它轰隆轰隆地开了过来，就一心想把它打下来。报告给刘亚楼后，他要我们先不要惊动火车，把队伍埋伏在山上，待它进到附近时再开枪。没想到火车上的人发现南关村有枪声，很快就向后倒退回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列货车，是开往太原去的。虽然这次没有打成火车，但战士们看到了铁路，看到了火车，也得出了火车不可怕的概念。
占领南关村后，师部命令二团休息一天，改调五团为前卫，四团为本队，二团改为后卫。这样，刚刚走了两天，我们就从师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继续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越往南走，汾河流域就越开阔。我们南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地攻击前进。五团沿同蒲路一直南下，攻占了新绛‘侯马‘曲沃等县，二团和四团则包围 临汾城，并以临汾为中心，在临汾以西和以东地区开展工作。四团在临汾西南襄陵‘古城‘汾城等煤矿区的几十万工人中开展工作，我们二团即在临汾以东，包括翼城‘浮山‘大阳镇‘北王村一带开展工作。师部驻在临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临汾城被我们四面包围着，城里的敌人不多，不敢出来骚扰，我们也没有去动他。我们的队伍适当地分散了，休整了下来。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扩大占领区，筹集资财，扩充部队，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的罪恶，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委和游击队。这些任务交由部队来承担。这样，部队由打仗转入地方工作，大家都感到负担很重。
要很好地完成任务，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首先进行调查，了解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恶行。然后，组成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一村一镇地去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的真实目的，揭露他同蒋介石又勾结又矛盾，在山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是意在消灭共产党，让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同时，我们还特别告诉广大群众，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谓的“公道团”，都是为地方豪绅服务的，是欺骗人民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削穷苦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还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东渡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要求。经过广泛宣传，加上红军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爱护群众，和我们打土豪‘分粮食救济穷人等实际行动，使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广大贫苦群众也越来越热爱和支持红军。很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群众就同红军亲如一家人了。当时，我们占领的广大地区治安情况良好，群众昼夜往来无阻，连小偷都见不到一个。阎锡山的队伍和地方民团组织的政权都被摧垮了，但表面上保甲长还在维持秩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些地下党员，帮助他们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同时，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外出活动，一面宣传，一面就进行扩兵。当时，刘亚楼‘邓华对扩兵工作抓得很紧，几乎天天打电话催报数字。一天，四团在襄陵煤矿一下子扩了二百多，邓华马上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并号召我们三个团展开竞赛。可我们这边没有襄陵那样的大煤矿，怎么办哪！经过努力，我们二团也扩大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上过中学或小学的，我们还扩来了一个山西大学的毕业生，以后送到师政治部当了民运干事。可以说，我们在山西扩兵很有成绩。据统计，东渡黄河以后，一军团扩充了八千名新战士。
再就是筹款‘筹物资。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当地贫苦群众。
我们在晋南地区共分散活动了将近二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在晋南乃至整个山西地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发展了队伍，增加了资财。
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们一军团还帮助山西的地下党组织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击队，并派萧望东任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张国绘任政治委员。不过，在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他们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没有根据地，最后没能在山西站住脚，半年后由萧望东和张国华带着一批游击队的骨干回到了陕北。
五‘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加紧集结部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总指挥，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入山西，另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与此同时，阎锡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由晋中南赶来，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封锁黄河，堵住我们的退路，然后分别围歼我左‘右路军于黄河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