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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师和军团直属队。那时一师的师长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二师师长是黄永胜，政委是萧华，四师师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二师选了五团为代表，由萧华亲自带队参赛。
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最后是政治测验。每天晚上，各参赛队还进行唱歌和演节目比赛。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二师本来是一军团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这一次败阵，弄得二师的同志都很不高兴。萧华好胜要强，这时候一看二师成绩不好，就认为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开会总结发奖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团带回了驻地。对此，军团聂荣臻政委‘邓小平主任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萧华。
后来萧华被调去延安学习，邓华调到二师当了政委。邓华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做起，从师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去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有个小青年干事，跳木马跳不过去，他就帮助推着跳过去，这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军事技术‘体育运动‘政治等几大项目，很快的就都上去了。黄永胜对军事训练抓得也很紧，天天亲自带着部队演习‘下操，亲自到场检查，部队很快就变了样。
通过整训，部队的军容风纪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几个月下来，各个部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讲卫生‘讲整洁‘讲礼貌‘讲文明。当时，部队的住地比较宽裕，生活条件比较好，活动也比较多，真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时期，部队大大的巩固了，那些在直罗镇战斗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原东北军战士，大多经过正规训练，基础比较好，军事上都有一手。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提高以后，许多原东北军战士被提拔当了班长‘排长，甚至有当副连长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原东北军战士开了小差，甚至有个别带枪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的，那个时候部队里有条规定，凡是带枪开小差的，抓回来一律枪毙。
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我们二团在宁县一共进行了六个月的整训。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们都是三天两头地打仗，甚至有一天打两三仗的。从我参加红军以来，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休整半年不动的，这是形势空前大好的一个标志。从山城堡战斗以后，部队就再也没有打过仗。战士们体力强壮，情绪饱满，虎劲很大，部队巩固，朝气蓬勃。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日出征，从各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抗日出征的准备阶段。
第五章‘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一‘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城郊宛平县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跟日军决一死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休整待命，准备开赴华北前线。
八月上旬，遵照总指挥的命令，我们从宁县出发，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线，又来到三原地区，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日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必需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必需进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转变。因此，洛川会议决议传达到三原地区以后，我们普遍进行了深入学习，力求很好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整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根据命令，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O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每个师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辖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孙毅；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政训处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实际为政委），参谋长彭明治，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十二师的四团改编为一营，营长姓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五团改编为二营，营长曾国华；我所在的二团改编为三营，梁兴初以后回来当了营长。
由于部队改编，各级干部通通都降一级使用——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营长改任连长，连长改任排长。由于我在二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来到二团以后，就一直在二团工作，因此这次三原改编中，组织上没有要我去三营任教导员，而是把我调任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当时六八五团的宣传股长是王辉球，民运股长是曾思玉。
二师接到改编命令后，即在三原驻地召开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师三千多人全体到会。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军团的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后的番号和对各级干部的任命，特别强调要在部队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红军的本质，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
会后要求大家立即换装，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红军军装，改穿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我看到，许多人都将八角帽和红五星帽微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虽然极少数的同志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绝大部分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红军时期从此结束了。三原改编，正式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们这些以前的红军战士，便身着八路军军服‘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峰火之中。
由于当时采用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因此部队不设政委，政治部（处）也改称为政训处，。其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命令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政委，政训处也恢复为政治部（处）。编者注
二‘首战平型关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为我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开始，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七月底，日军攻陷北平与天津，之后，日军又以平津地区为基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八月中旬，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攻占上海，并夺取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由于华北战局十分危急，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我们没有改编完全就绪，就在三原地区誓师出征。出征前，八路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向我们传达说，当时侵华日军成立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兵力已增至三十余万人。敌人沿着三线南下，采取大迂回的进攻态势，意在攻占太原，进而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战局已陷于混乱状态，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立即开赴山西前线，支持友军作战。中央军委强调，我们不负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不打硬仗，而是要坚持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深入到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敌人，使敌人不能顺利南下。要设想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当时进入山西的日军，正兵分两路直攻太原。两路日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进攻平型关，如果这两个关失守，太原必然沦陷。中央决定，八路军立即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二九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驰援平型关。
八月底，六八五团从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黄河边韩城的芝川镇集结，准备渡河后，继续西进至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河边的船只早就准备好了，只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全团的三千多人就渡过了黄河。
渡河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又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还没有完全黑时，部队来到离侯马不远的地方驻了下来，准备在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侯马地处晋西南，平型关地处晋东北，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的山西省。因此，在到达侯马之后，各个部队除忙于计算人数‘分配车厢外，还准备了大量的干粮，并带了不少的咸菜和油‘盐及调料，我们整整忙了两天。
到达侯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从下面部队回到团部，罗荣桓和萧华就骑马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当晚，他俩召集团里的几个领导开了个小型会议，就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会议的重点是批评黄永胜，主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罗荣桓当场宣布将黄永胜调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由杨得志来接任六八五团的团长。我当时对这个调动不理解，但因刚到团部，不了解情况，在会上就没有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左右，最后黄永胜表示，调动工作是常事，我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他就走了。队伍由邓华带领到了侯马，又调来了陈正湘和萧远久两位副团长。这时梁兴初也从抗大学习回来了，当了三营营长。
经过两天的准备后，部队从侯马上了火车。我们全团三个营加团直属队，一共坐了五列火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几个客车厢，大部分是闷罐车。在这些闷罐子车里，干部‘战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后，便不能随便乱动了。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绝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阎锡山修的铁路，铁轨比较窄，火车比较小，和省外的不相通。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阎锡山要搞独立王国的野心。九月九日上午，火车开动后，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是临汾，第二站是赵城，走了一天才到达霍州。到霍州时正好碰上下大雨，从车厢里可以看到汾河里的水流很急。
从霍州到介休，铁路所走的大都是山区，两边的山很陡。由于山势陡峭‘路轨狭窄，一下大雨，两边的泥石流就冲下来把铁路压住，让火车无法开行。那一段铁路，我们常常是乘火车走几里，就得下来把铁轨上的泥石铲掉，然后再上火车往前走。由于火车头的马力不足，有时上坡时还得叫我们下去推。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但我们就硬是推起了火车，就这样，从霍州到介休，连修路带推车，一‘二百里的路，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九月十一日下午才到达介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