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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由中央文革张春桥和姚文元支持、策划，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分别发表了《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报社。《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是上海市委所领导的报纸，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由造反派夺权了。这两张报也就从党的报纸，变成了造反派的报纸，带头向上海市委开火了。
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由上海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这样公开由报纸来煽动，实际是向上海市委全面夺权的一个讯号。
到子一月六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又策划了由上海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一直开到下午三时，中心口号是打倒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倒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大会结束时，发出了三项通令：一、不承认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二、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监督劳动；三、限陈丕显在一周以内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一下，上海市委就完全瘫痪了。
关于这次大会，姚文元在《情况简报》中写道：“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张春桥后来也公开说：“一月六日的大会就夺了权了。”
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令。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当场写了一个“编者按”。经毛泽东当场审定后，这个“编者按”于一月九日在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同一天，上海市“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共同发出《紧急通告》，责令上海市委照这个通告执行。《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根据毛泽东一月八日谈话写成的记者述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
一月十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的记者述评作出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他要求，贺电“要指出他们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行动。同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也同时进行了转载。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行动，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讨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还指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开展全国夺权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些文章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号召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夺权。
上海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上报毛泽东，建议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并于二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经过考虑以后，认为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妥当，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二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张春桥为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王秀珍等为副主任。
上面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规定：第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在当地的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第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这样，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上海作榜样，还有中央的一系列批示，全国各省、市就照此办理，造反派们纷纷开始到处夺权。当时，不仅对各省、市、自治区，对中央各部、委都进行了夺权。而且下面的千千万万个单位，全国上下，处处在夺权。总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全面大夺权在全国陆续开始了，并在夺权后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夺权，一月十九日，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由刘格平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夺权，接着山东省夺权，二月三日，中央批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夺权，二月十四日，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夺权，三月中央批准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潘复生、汪家道任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谢富治、吴德、郑维山分别任正副主任；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夺权，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西夺权，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程世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许世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等等，等等。。。。。。。
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内的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进行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除了台湾，因为红卫兵是不可能去那里夺权的。当时，有人把这叫作“全国山河一片红”。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邮政部门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但因为错误地将台湾也印成了红色，被有关部门在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遗漏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后来就成为集邮者争相收藏的“珍品”。
由毛泽东主导这个全国全面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号召打倒一切，夺取所有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当时的夺权运动，已经不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的全面否定。为什么要夺权？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行了，才夺权嘛！难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级政权和党组织都不行了吗？
幸亏当时没有在我们军队里进行夺权，因为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可能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当时军队乱了，全国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当然，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就完蛋了。
与我们这些军队干部相比，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众多地方干部的境遇就要惨多了。在全国“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被打倒了，甚至连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都不能幸免。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还是能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江青等人在上面这一煽动，下面的造反派就积极响应。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大学里去进行批斗，并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两次冲进刘少奇的住宅，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以后，又对他们加以软禁，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还掐掉了电话线，使他们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就这样，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不经过任何会议的讨论，没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造反派打倒了。从此，斗争逐步升级。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从而走完了被彻底打倒的全过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长期被折磨之后，刘少奇终于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陶铸的被打倒，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突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之后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这个话一传出来，红卫兵一下子就把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贴遍了全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番话，造反派的几张大字报，陶铸这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就被打倒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甚至连一个正式的手续都没有。陶铸不仅被污蔑为叛徒，而且在社会上成了众矢之的，造反派们把他的名字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从中国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国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遭受到长期折磨之后，在合肥含冤去世。
我在东北西满军区的时候，曾经在陶铸的领导下工作过一个较短的时间。我感到，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和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对毛泽东及林彪非常尊重和敬佩。由于他长期在四野工作，因此对我们这些四野的干部非常热情，每次我们到广州，只要有时间，他都要请我们吃饭或来看望。因此，对陶铸的突然被打倒，我一来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也不免感到有些难受。
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狂潮中，绝大多数在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轻或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影响和牵连。至于那些早已被打倒的人，更是难逃其难。这些人里，彭德怀是最著名的一位。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峰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