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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曲调。
深秋的一天中午，大队书记吴广泰突然来到了大姨家。在我的印象里，书记吴广泰还是第一次到我家来。大姨夫正蹲在地上抽他那自卷的纸烟，一抬头见到了吴广泰，不知说什么好，反反复复地说：“书记，你吃过了，嗯哪。”还是大姨冷静，用手抹一抹炕沿冲吴广泰说：“书记，你咋有空到我们家来了？”吴书记不说什么，四下里看一看。我表姐听到有人来，在小屋里探了一下头，见是吴书记，打声招呼就把门关上了。大姨夫这时清醒过来，卷好一支烟，哆哆嗦嗦地双手举到吴书记面前。吴书记不接，笑一笑道：“抽我的。”便从兜里掏出一盒烟卷抽出一支递给大姨夫。大姨夫一时怔在那里，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还是接过来，拿到鼻子下嗅了嗅，夹到耳朵后。吴书记吸了口烟，看一眼站在一旁的我和表哥说：“你们俩出去玩一会儿。”我和表哥就出来了。
不知吴书记在大姨家说了什么，半晌就出来了，大姨夫一直把吴书记送到门口，边送边说：“吴书记，您走啦，嗯哪，走啦。”吴书记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高兴，腆着肚子，背着手，走了两步，回过头冲仍站在门口满脸堆笑的大姨夫说：“你们考虑考虑。”“嗯哪，嗯哪。”大姨夫用力地点着头，见吴书记走远了，才收起那笑容。笑容没有了，大姨夫就苦着脸转身回屋去了。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着桌子，谁也不说话。表姐一扫往日高兴的模样，白着脸，低着头。大姨夫吃得没滋没味。饭还没吃完，他就推开碗下炕了，蹲在地上吸烟，吐了口烟才说：“是我拖累了你们，都是我这个该死的没有死哇。”
大姨白了一眼大姨夫说；“莉莉才十七，咱不答应他这门亲事，人活的是一口志气。”
表姐的脸好看了一些，感激地望了一眼大姨说：“反正我不答应。”
我听出了一些眉目，吴广泰今天来是为了他那个三十大几傻瓜儿子来提亲的。我一想起那个傻瓜就恶心。那个傻瓜经常脱光了衣服在太阳底下捉虱子，捉到一个扔到嘴里去嚼，嚼完了就低下头摆弄裆里那团黑糊糊的东西，然后就咧着嘴冲我们笑。后来我知道，吴广泰的老婆是他的表姐，这是近亲结婚的后果。可怜那个傻子，后来在马驰扒粪用的二齿钩下血肉模糊地惨死了。
我一想到那个傻瓜就说：“姐，不嫁那个傻瓜，傻瓜脏。”
表姐和大姨都冲我笑了。大姨说：“你姐谁也不嫁，留着给你讲故事。”
我听了，就笑了。
表姐晚上仍很晚才回家，表姐的脸上仍是满面红光。
秋忙过去了，场院里的粮打完了，忙碌了春夏秋三季的人们，一下子轻闲下来。
宣传队被抽到公社搞汇演去了。公社离我们这个屯子很远，演出队就住在那里。
表姐那几日就像丢了魂似的，不时地在小屋里进进出出。
一天，晚饭后，吴广泰站在我家门口冲我大姨夫说：“晚上让你家莉莉去大队部开个会，青年工作的。”
表姐不是宣传队的演员了，却是屯里青年突击队的成员。以前表姐也经常去开会。那一晚表姐还是去了。
我不知道表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只在梦中被大姨的叫声惊醒。大姨用前所未有的惊恐的声音喊我大姨夫：“小莉喝药了，快去叫车老板套车，送医院。”
我和表哥爬起来的时候，大姨已经抱着表姐走出小屋来到了院子里。我看到表姐衣服零乱，头发披散着，脸色苍白，眼睛紧闭，一股敌敌畏味。
那一晚我吓坏了，我怕表姐死去。车老板赶来车的时候，我也爬了上去，大姨慌乱中没有注意到我。
到了医院，折腾了好长时间，医生才说，“再晚几分钟就没救了。”表姐躺在病床上，仍紧闭着两眼，表姐此时和死人没有什么区别。
在公社礼堂演出的马驰也来了，他的脸上还画着油彩，妆没化完，听到表姐出事了，他就跑来了。他伏在表姐的面前，轻轻地叫了一声什么，表姐睁开眼睛，看见了马驰，马上又把眼睛闭上了。这时表姐苍白的脸上滚过一串泪水。半晌，表姐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说：“让我死吧！”
表姐回家的那几日，仍没断了死的念头。马驰没等演完就从公社回来了，白天陪着我表姐，晚上大姨和表姐睡在一起。表姐白天黑夜哭个不停。
当时我不知道表姐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马驰在一个晚上，手提着一个扒粪用的二齿钩，摸进大队书记吴广泰的家里，把吴广泰和他那个傻儿子砸得血肉模糊。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表姐那晚被吴广泰通知去开会，其实不是开会。他只通知了我表姐。表姐去了，吴广泰就把门闩上了，他把表姐按在地上，扒光了衣服，让躲在一旁的傻儿子强奸了我表姐。吴广泰提亲不成，就想出了这种办法，想让生米做成熟饭，让表姐答应这门口亲事。
那几日，大姨夫不吃不喝，一有空就抽自己的嘴巴子，边抽边说：“是我害了你们呀，是我害了你们呀。”大姨夫直到把自己打得口鼻出血才住手。
马驰杀人后，便自首了。
枪决马驰那一天，表姐突然不哭不闹了。她还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脸上涂了一些胭脂，还梳了梳头。马驰从县里拉回到公社执行。马驰被剃成了光头，被两个公安人员推着，表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马驰经过表姐面前时，表姐喊了—声：“马驰——”
马驰看见了表姐，冲表姐笑了一下，便转过头被推走了。
枪响过之后，表姐呜咽一声就背过气去。大姨一直站在表姐身旁，她抱着表姐，表姐好半晌才醒过来。
回家的路上，大姨挽着精神恍惚的表姐走着。
大姨夫也似傻了，痴痴怔怔地只说一句话：“该杀的是我呀！马驰替我死了。”
表姐没几天就疯了，疯了的表姐披头散发很吓人。她一次次跑出家门，呼喊着马驰的名字。后来表姐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一年以后，表姐出院了。出院的表姐不哭不闹也不往外跑了，一天到晚只是痴痴呆呆地在屋里坐着，吃喝睡觉都得大姨喊她。
后来，表姐被嫁到外县一个屯子里。娶表姐的是个哑巴，中年死了老婆带着个儿子的哑巴。
再后来，表姐掉到井里死了。
表姐去井台上担水，提满一桶水，再去提第二桶时，一头栽到了井里。得到这个消息时，大姨和大姨夫都没哭，坐在那里麻木地望着窗外那条小路，每次表姐都从那条小路上走出去又走回来。
四
父亲在石河子农场改造的第一个项目是推车送粪。
车是独轮车，每三个人一组，从农场的羊栏里到红嘴口的麦地，往返一趟要走几公里。每天每车要拉十几趟。
和父亲一个组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刘大川，另一个叫胡麻子。刘大川当过国民党的营长，家是河北保定人。平津战役的时候，刘大川被解放过来，后来回家种地，再后来又被送到这里。刘大川长得腰宽体胖，满脸的连毛胡子。刘大川当国民党营长时，有过老婆和孩子。平津战役打响的时候，刘大川带兵在前方打仗，老婆孩子留在天津。他一门心思惦记着老婆孩子。那时打仗的有老婆孩子的那些人，都惦记着老婆孩子，队伍刚一被解放军包围，那些当官的首先扔掉了枪，举起了双手。
刘大川解放过来没有参加解放军，主要是他惦记着老婆孩子。天津解放了，可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婆孩子了。刘大川并没有死心，河南、河北、辽宁，凡是他能想到的地方，他都找遍了，也没能找到。后来全国解放了，他才死了那份心。那年月，死几个人是常事，可刘大川不相信老婆孩子会被流弹打死。他回了河北老家，没有再婚，他一直在等待，总想有一天自己的老婆孩子，会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等来老婆孩子，却等来了文化大革命。
胡麻子当志愿军时是连长。胡麻子所在的志愿军是六十军一八零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部队抵达三八线，那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下令撤销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由李奇微接任，并由詹姆斯·范佛里特接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那时美军已在三八线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
四月份那一天，志愿军六十军一八零师掩护伤员向北转移途中，陷入了美军的包围之中。志愿军指挥失利，一八零师损失惨重。胡麻子就是那时被俘的。战争结束后，胡麻子作为战俘被交换回国。胡麻子的身上刺满了反动宣传口号，那些字是用针蘸墨水刺在肉里的，洗也洗不掉。回国后，胡麻子试图去掉身上的字，用刀刮、用火烧，那些反动字迹还是依稀可见，浑身伤痕累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麻子就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人，也被送到了新疆。
我父亲和这两个人一组就往返于羊栏和麦地之间推着独轮车送粪，组成了一幅幽默的画面。我父亲来新疆前是军区副参谋长，不折不扣的共军，职务最高，驾辕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父亲身上；刘大川居左，胡麻子在右，辅佐我父亲完成送粪的使命。
新疆初春的天气，风沙漫漫，早晨和晚上还冷得人直发抖，中午热得人连衣服也不想穿了。我父亲扶着车把走在中间，汗水已湿透了他那件浅黄色的军用棉袄，我父亲就把棉袄脱下来。这3个人中，只有父亲敢理直气壮地脱下棉袄。父亲的身上，伤痕随处可见，其中最醒目最刺眼的，要数乌老二打我父亲的那个黑枪，在我父亲背上结了一个大大的疤。刘大川和胡麻子身子也有伤，也许并不比我父亲的少，可两个人不敢脱掉身上的衣服，他们身上的伤是耻辱的象征。
我父亲打着赤背，暴露出浑身的伤疤，鼓起满身的肌肉奋力拉车，刘大川和胡麻子自然也不敢怠慢，弯腰驼背推着小车在风沙中艰难地前行。年近半百的我父亲，没想到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后被发落到新疆来拉羊粪。我父亲感到这是一种耻辱。我父亲有时一天也不吭声，他觉得自己不会下贱到主动和国民党的营长和一个曾当过美国人俘虏的人讲话。
另外两个人自然也不敢和我父亲随便搭讪，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怎么敢随便在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人面前造次。
父亲想不通一个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重要，还是拉粪种麦子重要。父亲想不通，就用劳动折磨自己，有时往返一趟他也不歇一口气，刘大川和胡麻子也不敢提出歇一歇，跟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汗水粘在棉衣上黏黏的潮潮的。两个人吃力地推着满载羊粪的独轮车，抬起头就能看见我父亲光着的脊梁上流出的一串串汗珠，汗珠遇到了那些醒目的疤痕，颤抖着停顿一下，就落到了脚下的石头上。
两个人看到这一切时，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两个人敬畏的不完全是我父亲的官职，其实官职再大，现在你不也是得拉羊粪吗？拉羊粪的和推羊粪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父亲那一身的伤疤，是伤疤和伤疤之间的一种区别。他们望着那一身伤疤，不能不对我父亲另眼看待，伤疤是一种敬畏和威慑。
春季这段日子送粪很重要，贫瘠的戈壁滩上硬是开垦出一块有土地的田地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没有羊粪作保证，麦子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育。没有麦子，一农场的人又吃什么？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亲自督战。他奔波于各个独轮车之间，做着往返次数的登记，并不时地做一些精神鼓励。
柴营长捏着小本就说：“王五，加油哇，你这么好的身体不多干两趟？”
有时，大半天下来，我父亲这一组已经比别的组多拉了两趟羊粪了。有一段时间，柴营长一直不敢和我父亲正面接触，那是一种官职上的悬殊。抗美援朝时，柴营长才只是一个排长，那时我父亲就已经是师长了。我父亲沉甸甸的档案就在柴营长的办公室里锁着。他翻过我父亲的档案，每看一篇，他就吓出一身冷汗。柴营长也弄不明白，一个军区的副参谋长为什么那么不冷静，参加到那次震惊中央的武斗中去。
他看见父亲光着脊背又一次出现在麦地里时，终于忍不住走过来，抓过腰上的一条白毛巾递到我父亲面前。他不敢正视我父亲赤裸的身体，只望着父亲的脚说：“老钟，你们已经比别人多拉两趟了，歇歇吧。”
我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去接柴营长递过来的白毛巾，拉出自己后腰上的，胡乱地抹一把，又塞到腰间。
柴营长抬头看了看汗流满面的刘大川和胡麻子，冲两个人挥了挥手，那两个人就走远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