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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又要打仗了。”
爷爷的脸上的肌肉又拼命地抽动两下。
父亲说：“这次去朝鲜。”
爷爷这次停住了卷烟的手，抬眼很认真地看了一眼父亲，吃惊地问：“老蒋不是跑到台湾去了么？”
父亲说：“这次和美国人打。”父亲说这话时满脸的骄傲和快意。
爷爷手一抖，卷好的烟被拧断了。父亲看到了爷爷那半截断指。
爷爷把那没有卷成的烟，扔在了地下，伸出一只脚用劲地一下下地辗。
爷爷突然说：“打仗要死人的。”
父亲说：“不死人还叫打仗么？”
爷爷说：“你也会被打死的。”
父亲说：“为打仗死值得。”
父亲说完这话时，很轻蔑地望了一眼蹲在地上的爷爷。爷爷停住了脚去拧动那已成了泥的烟，浑身上下拼命地抖个不停。
父亲站起身说：“现在解放了，共产党不会让人饿死的。”说完这话，我父亲才走出了门。
爷爷和奶奶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向山坳里停着的车走去，爷爷却向后山坡走去，奶奶随父亲走了两步就停下了。父亲这时回头看了一眼奶奶叫一声：“妈。”然后再也没有回头。
爷爷又坐在了山坡上。他又卷了一支烟，两眼漠然地望着远方，父亲向远方走去。就像当年父亲13岁时出走，随在肖大队长身后的情形一样。唯有奶奶，在那里一直目送着父亲，这时奶奶泪流满面。猛然间，奶奶似乎想起了什么，回过身走到屋里，从锅里捞出几个鸡蛋，又走出门去。这时父亲已经上了车，美式吉普在小路上扬起一缕烟远去了。奶奶瞅着鸡蛋，泪流满面，她两眼迷蒙地望着远去的烟尘。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爷爷在后山坡上燃着了一炷香，爷爷跪在山坡上，一次次冲那炷香磕头。爷爷在祈祷父亲的平安，祈祷即将爆发的战争早些结束。
三
大姨是大姨夫用两个馒头换来的。
解放军围困长春时，饿死了很多人。大姨和母亲那时都在纺织厂上班。战争来了，长春被困住了，城里的人们都为了活命而挣扎，大姨和母亲也在忍饥挨饿之中。
姥姥就是那次围困长春时饿死的。姥姥那时才40多岁、她守着大姨和母亲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长春刚被围上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完全绝望，姥姥用多年积攒的钱还能买来一些橡子面和粗糙的玉米渣子，后来就不行了。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换不来吃食了。大姨就去垃圾堆里拾来一些菜叶，姥姥怕两个姑娘受苦，干的都让大姨和母亲吃，自己只吃一些汤汤水水，先是浑身浮肿。浮肿的姥姥仍挎着竹篮天天出门，希冀在垃圾堆里拾到一星半点的菜叶。菜叶没了，人们开始吃树皮，姥姥又加入到剥树皮的行列中。那时兵荒马乱的，姥姥不放心两个大姑娘出门干这些，便让我大姨和母亲在家等。后来树皮也吃完了，整个长春后来已经见不到一棵有树皮的树了。
姥姥终于不行了，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大姨和母亲，眼泪就流下来了。姥姥说：“大丫，二丫，逃命吧，别管我了。这个世道，能嫁人就嫁人吧！找个老实厚道的，能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强。”大姨和母亲望着姥姥也就哭了。
大姨和母亲曾想过逃出长春，那时候也曾有人溜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爬到解放军的阵地上，爬出去的就得救了。可是为了逃命，被国民党发现后打死的不计其数，两个姑娘在那时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
姥姥昏迷在炕上，已经支撑不住了，昏迷中喃喃地说“大丫，二丫，我想……吃一口，再死！”
大姨让母亲照看姥姥，自己流着眼泪走了出去。外面她看到的到处都是饿得摇摇晃晃，浑身浮肿红了眼寻找吃食的人。大姨和母亲虽然没被饿死，却也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黄肌瘦。大姨无望地走在寻找吃食的饥民中。三转两转，大姨就转到了兵营后门，她就看见了出门往外推灰的大姨夫。大姨夫看了我大姨一眼，喊了一声“莫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开枪了。”那时的饥民曾抢过兵营的粮食，虽然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可毕竟有少数人抢来过一星半点的粮食。那时国民党非常恐慌这群饿红了眼的饥民，大姨夫一看见人就这么喊了一声。大姨听到喊声就有些怕，转回身想往回走，肚子里没有吃食，转身又有些急，大姨就摔倒了。摔倒后的大姨就晕死过去。
大姨夫愣在那里了，他没料到自己为了壮胆喊出的一句话，竟把人给吓死了。他放下推着煤灰的车，奔过去：去扶大姨，他扶起大姨时才看清大姨是个姑娘。他伸手摸了摸大姨的鼻子还有气，大姨夫就安下了心。他知道大姨这是饿的。他抱着大姨把大姨放在墙角，跑回去从锅里盛出一碗玉米和菜叶熬的糊糊。他端到大姨面前，一口一口地喂大姨，大姨喝了两口，就醒过来了，醒过来的大姨首先看到的是碗里稀得能照人脸的糊糊。大姨饿疯了，夺过碗一口就喝光了碗里的糊糊，噎得半天没有透过气来。大姨缓过气来，就看到了刚才吓她的大姨夫。大姨就跪下了，边哭边说：“谢谢大哥了，我娘要饿死了，大哥再给一碗吧。”大姨夫是个老实人，他见不得一个大姑娘这么样对自己哭诉。他返回身，复又跑回兵营，把自己一天分到的两个馒头一起送给了大姨。大姨一看见馒头，抓住就跑，头都没回。
姥姥睁开眼睛，看到了馒头狠命地咬了一口，没有细嚼就咽了下去。馒头卡在姥姥的嗓子里，鼓出一个硕大的结。姥姥大睁着眼睛，憋得浮肿的脸上没了一丝血色，大姨和母亲就冲姥姥喊：“妈，妈呀！”姥姥想抬起手，手刚抬了一半就咽了气。姥姥临死时，一直是那么大睁着眼，半举着手。两个馒头没能救活姥姥，却救活了大姨和母亲。姥姥死后，大姨想到了那个救她们的好人。从那时起，大姨就准备嫁给他了。
大姨又去找大姨夫，她在那天碰到大姨夫的地方等了一天，才看到出门挑水的大姨夫。她见到大姨夫就跪了下去，跪下去她就说“大哥，我嫁给你吧。”大姨夫认出了眼前的大姨。
从那以后，大姨夫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偷偷跑出兵营，把自己一天发下来的口粮送给大姨和母亲。大姨夫只喝刷锅水。是大姨夫救了大姨和母亲。长春解放后，大姨随大姨夫回到了乡下，大姨没有忘记救命之恩，嫁给了大姨夫。
长春解放后，那时母亲认识了后来父亲手下的马团长，那时马团长是连长。
我知道了大姨和大姨夫的结合经过，就不为大姨夫的木讷和大姨的粗声大气惊诧了。在表姐和表哥之前，大姨还有一双儿女，都在1960年饿死了，只剩下现在的表姐和表哥。
表姐疯了后，读完五年级的表哥便辍学了。表哥和大姨夫、大姨一起承担起了这个家。表姐住院需要钱，我上学需要钱，一家吃饭需要钱。表哥年龄小，生产队就安排表哥放牛。
表哥每天都到我上学、放学路过的山上去放牛。
不久，我小学毕业了，上了初中。上初中得翻过几道山梁，去公社的中学。我每天放学回来，太阳就快落山了。我走上一座山梁的时候，就看到了几条牛和牛背上观望的表哥。表哥见到我，就从牛背上跳下来，接过我的书包挎在自己的肩上，问我：“弟，你累不？”不等我回答，他看我一眼满脸的汗水就说：“弟，你骑牛回去。”说完，他便牵过他刚才骑过的那头牛，抱着我的双腿，让我爬到牛背上去。表哥就冲牛们喊一声：“回家！”然后赶着牛们往回走。我骑在牛背上，表哥随在后面。这时表哥就让我讲学校里的事，我一边说，今天上了什么课，教我们物理的那个老师是什么样。表哥一边默默地听，一脸的神往。
晚上吃过饭，我就在灯下做作业，表哥就去河边割青草，他割的青草喂大姨养的两头猪。表哥回来的时候，天已很晚了。表哥就坐在我对面的小桌上，拿过我的课本看。表哥看得很认真，课本上的东西，表哥大都没见过，看一会儿他就问：“食盐就是盐，它还叫氯化钠干啥？”我就抬起头给表哥解释，表哥听得很认真，听懂了他就点点头，伏下头又去看书。我写完作业，大姨就走过来，催我们熄灯。那时大姨家已经通电了，大姨为了省电，经常晚上不开灯，吃完饭大都是摸黑干活，只让我开灯。我们关了灯躺下，表哥睡不着，他不停地翻身，半晌他问：“因式分解有啥用？”这我才知道表哥一直在想着书本上的东西。等我解释完，我就睡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来，看见表哥蹲在地上，屁股下坐两块砖，面前的椅子上点着煤油灯，正捧着我的课本看。表哥看得很专注，他看不懂时就抓一抓头，然后用拳头擂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忒笨。”
表哥这一切，后来还是被大姨发现了。大姨那天半夜时进了我们房间一趟，表哥害怕了，忙吹熄灯，躺到被窝里。我怕大姨生气打表哥，就钻出被窝，随大姨出去。这时我看见大姨在用衣袖擦眼泪。
那时我固执地认为，是因为我，表哥才不能上学，我想既然家里穷，我也不上学吧，挣钱治表姐的病，让表哥上学。那天晚上我没写作业，找到大姨就说了。大姨的脸就白了，她不信地问我：“你说啥？”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上学了。”大姨挥起手就朝我后背拍了一巴掌。大姨打完我就哭了，大姨边哭边说：“你不上学？你不上学我咋对得起你妈？家再穷，就是大姨要饭也得供你上学呀。”我也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在大姨面前提过不上学的事。以后，在我想在学习上偷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表哥和大姨的眼泪，我就深深地为自己惭愧。
四
一天晚上，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集合农场几百名劳动改造的人。他站在队列前，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一只孤单的电灯在他的头顶上悬着，拉出他孤单又长长的影子。柴营长就冲隐在黑暗处的那些劳改的人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啦，备战备荒为人民，美苏两霸时刻想颠覆我们。毛主席还说，我们要—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为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父亲站在队伍里，他的左面是刘大川，右边是胡麻子，完全按照出工送粪的队伍站立。我父亲一听，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浑身上下的血液在周身就狂奔起来。父亲呼吸急促，他两眼烁烁放光地望着灯影下柴营长一张一合的嘴。
熟悉当年情形的人都清楚，那时的战备搞得很吃紧。珍宝岛事件，中印边境上的争执，一时间，中国风声鹤唳，备战成风。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农场，离苏联和外蒙很近，是即将爆发战争的最前沿。柴营长依据上级的指示，要把这些劳改分子们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对付一切敢来进犯的敌人。
父亲那一晚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睡去。他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顶棚，听着窗外干燥又疲惫的风声紧一阵慢一阵地吹着。父亲频频地起床到外面小解。父亲有一个毛病，每逢遇到什么激动或需要思考的事，他的小便就非常的多。父亲频频地起床小便，深谙我父亲的母亲就看出了父亲的心理，母亲望着躺在身边的父亲问：“玉坤，是不是又要打仗了。”父亲就激动地答：“快了。”这时我母亲翻了一个身，眼泪就流了出来。她怕父亲看到眼泪，母亲蒙住头，在被子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母亲在心里祈祷般地说：“老天爷呀，可别再打仗了……”
我父亲不知道母亲想这些，仍独自地兴奋着，更勤奋地起来到外面小解。
很快农场里开始军训了，先是每个人手里发了一杆卸掉枪栓的长枪，于是每个人出工劳动时，都把这杆没有枪栓的长枪背在身上。田间地头休息时，柴营长就组织这些人操练。刚开始，除父亲和一少部分渴望战争的人积极响应之外，其他人似乎都不那么热情。柴营长渐渐看出了苗头，这些人大都是军人出身，资历比自己都老，自己要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还要靠一种手段。柴营长这时就想到了我父亲。在这些人中，论职务我父亲最高，军区的副参谋长，论资历也差不多最深，13岁就参加了抗战。
于是柴营长就向上级打了一份报告，把农场的情况及自己的打算一同报了上去。上级又调去了我父亲的档案，研究完我父亲的档案之后，没有在档案里看到任何污点，那都是战争的辉煌。唯一有缺点的就是那次镇压了武斗的两大派。上级果断地下了批示，任命我父亲为边防农场战斗副总指挥，总指挥自然是柴营长。柴营长接到红头文件之后，便把我父亲找到了营部。柴营长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