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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内外倾轧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
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
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