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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首义起兵。其他各镇兵士纷纷响应。这次兵变通常被解释为底层穷苦士兵的起义，其实是对六镇军士来源的误解。须知北魏六镇及禁军的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是征召于强宗子弟、高门良家，出身鲜卑具有贵族性的职业化军人。北魏以尚武之民族靠军事起家，军事贵族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但自孝文帝改革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以夏变夷”，崇文抑武，使得原本同属统治阶层之人，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接受汉化，继续显贵；而留守边镇的，并未实行汉化，地位已是大不如前。至孝明帝时更彻底丧失了贵族身份，不仅仕途无望，而且沦为永远遭人轻贱的下等府户。此前，洛阳发生的一起羽林军暴乱事件，即因对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不满而群体发难，实际已经是六镇兵变的前奏。六镇兵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对北魏改革中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巨大差距这一不公正现象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而并非是什么受压迫的底层士兵的起义，或是简单的对汉化政策的反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兵变，北魏只好反过来勾结原先设立六镇所要防御的柔然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叛乱。破六韩拔陵战死后，北魏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20多万人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等地安置。但在葛荣率领下，各路起义兵士复合一处，号称百万，声势更大，洛阳为之震动。这时候，被北魏政府安置在秀容（在今山西省）的残余羯族部落的酋长尔朱荣，带领本族8000强悍骑兵，趁葛荣轻敌，设伏山谷，伺机突袭，葛荣兵败被杀。孝明帝因不满胡太后大权独揽，私下密诏尔朱荣进兵洛阳。尔朱荣大喜，立马起兵。走在半路，听闻孝明帝已经驾崩，实为胡太后毒死。兴头正盛的尔朱荣闻讯怒不可遏，拥众直奔京师杀来。同时，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大军入京，先派军士把胡太后及其所立的年仅三岁的小皇帝扔入黄河淹死。复请孝庄帝至河阴，欺骗百官说要祭天，诱引百官群集河边。尔朱荣立马横刀，大声叱责说：“天下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能辅弼造成。而且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言毕，纵兵屠戮。死难朝臣人数达2000多人，不分忠奸，杀个精光，史称“河阴之变”。
此后，尔朱荣即成为风雨飘摇之中的北魏王朝的实际当权者，其后孝庄帝虽伺机刺杀了一代枭雄尔朱荣，但也于事无补，仍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傀儡身份。最终，由六镇兵变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占据关东与关中，各自拥立北魏皇族成员为帝，史称东魏、西魏。不久，二者后人分别上演了禅让把戏，建国称帝，史称北齐、北周。至此，盛极一时的北魏王朝烟消云灭。
鲜卑拓拔部崛起于乱世之中，备历艰辛、几经浮沉，创建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北魏王朝。冯太后与胡太后这两位不平凡的女子分别对北魏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励精图治，汇聚当世英才，并只手栽培出一代英主，承先启后，将北魏王朝推上了强盛的巅峰；后者淫荡自恣，佞佛建庙，内宠面首，外侈财物，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致使上恨下怨，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兵连祸接，一举将北魏王朝由极盛推入衰落深渊。所谓成也太后，败也太后。
而一代英主孝文帝，高瞻远瞩，顺时变革，富国强兵，融合各族，使鲜卑成功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形亡而实存，避免了许多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而国破族灭的下场。但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人为地造成社会差距过大而引发了“六镇兵变”。后来取代北魏王朝的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均系六镇军人出身，借兵变起家，其统治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逆向“胡化”改革，其实正是因孝文帝改革而成为改革牺牲品的六镇军人“抗议”胜利的标志。所谓兴也改革、亡也改革。
杨隋一统
欲速不达：隋朝覆亡真相
隋朝（581—618年），中国历史上重要而又短命的朝代。历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隋恭帝杨侑三世，共38年。隋朝的重要在于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也为大唐帝国的辉煌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隋朝又如此的短命，有人将隋与秦相比较，认为这两个朝代有诸多相似之处。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历史贡献，是继往开来的朝代又是具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朝代。那么，历史真的存在周期律吗？隋朝灭亡的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回到波澜起伏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找答案吧！
杨隋一统
隋朝建立于公元581年，建立者是北周外戚杨坚。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北周时的军事将领，是西魏的十二大将军之一，曾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忠死后，子杨坚袭爵。说杨坚是外戚，是因为杨坚的女儿嫁给了周宣帝宇文为皇后，周宣帝在位一年就传位给太子宇文阐，即周静帝。他自己称天元皇帝，仍旧执掌朝政。杨坚就成了太上皇的岳父、皇帝的外公。580年，天元皇帝驾崩，郑译、刘等大臣密谋，假传遗诏，命杨坚入朝，让他掌握军政大权。杨坚掌权后，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用法较为疏阔。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宇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士人愿望的。他残酷地打击北周宗室，将北周皇室中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全部除掉。北周大臣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起兵叛乱，很快被消灭。在当时，杨坚已是众望所归的人物，遂于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称帝，改国号为隋，杨坚就是隋文帝。
隋朝建立之时，面临的形势是：北面的突厥频频南下，虎视眈眈；南方的陈朝，偏安东南，负隅顽抗；东部旧齐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反扑；东北的高句丽，积极备战，觊觎中土；西域之地，政权众多，各自为政。隋文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一方面，采取长孙晟“离强扶弱”的政策分化突厥各部，使各部之间频起战火；另一方面，打击以高保宁为代表的旧齐势力，并使其在逃奔契丹的途中被部将所杀。解决了北部、东部的威胁之后，杨坚就积极蓄积力量，准备消灭南方的陈朝。而此时的陈政权正处于“亡国之君”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之下，玉树后庭花的曲声笼罩着整个陈朝。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次年正月，隋军渡长江，攻陷陈都建康（今南京），陈朝灭亡。而就在隋军陈兵江边之时，陈后主还对属下讲：“南京是王气所在，北齐三次来犯，北周两次南侵，没有一次成功的，隋军此来又能如何！”在隋军渡江进逼南京城下之际，陈叔宝仍然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又熟睡到天黑，丝毫没有亡国的担忧与恐惧。这样的君主岂有不亡国的道理！隋灭陈，完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全国统一。
为巩固统一，隋朝在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
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敕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敕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各政权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100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开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降低了百姓负担，便利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实行临时性的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开科举。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以门第为标准进行选官，只有高门大族才能做官，而且在选官时还要调查先辈有无做官的资历。其结果是，一人为官，世代为官，不以人的才能，专以家世门第为选官的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士族门第观念从体制到观念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坚采取了新的选官措施，即开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以考试成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这给政府与考生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士族门第观念选官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消极影响。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文帝悲剧（1）
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