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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朋党之争，唐后期的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中“牛”指的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指的是李党首领李德裕。“牛李党争”缘起于一场科举考试。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对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这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在宪宗面前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宪宗闻听，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获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的幕僚。事后很多人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嫉贤妒能。于是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裴出任宰相。这样，两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两党势力互有进退，一党在朝执政，就将另一党贬至朝外。
政治主张不同，是“牛李党争”的一大特点。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策；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党争的不讲原则性。精简国家机构，利国利民，有何不可？牛党明知是正确的，但这主张是李党所提，不管有无可取之处，一概否定。有个例子，更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镇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请朝廷收复吐蕃占领的维州，当时形势对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为相的牛僧孺却坚决反对。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党的杜收复了维州，而在朝执政的牛党人物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见，党争的实质就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事，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否定。这哪里是在为朝廷着想，为亿万苍生着想呢？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毫无原则的义气之争。“牛李党争”，以宣宗朝牛党当政而最终结束。
朋党之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内耗的争斗，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正常的议政、施政程序，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之，各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内连阉宦，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们只知互相倾轧，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这样的国家岂能不亡？
唐末变乱
唐朝后期，由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向百姓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断的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
起义爆发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义，后协同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兵作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此时，黄巢决定东攻洛阳，而唐朝派来大军，打消了黄巢的计划。之后，黄巢率军转战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相猜忌并畏惧起义军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
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12月13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将原有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黄巢严惩皇族，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富豪的财产被没收，分给百姓使用。但黄巢没有追击逃跑的僖宗，也没有将中央禁军全部歼灭，同时大齐政权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和二年（882年），起义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于唐朝，这就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军开始了反扑。起义军于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长安，向东撤退。之后，起义军与唐军的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损失惨重。在朱温、李克用等军队的包围阻击下，黄巢最终退至今山东莱芜境内，于中和四年（884年）6月，战败自杀。至此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农民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的统治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权得以如此长时间的维持，有赖于唐朝前期君主的励精图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赖于后期有作为君主的亡羊补牢。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政权日趋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趋悲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中国290年的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了。
创业艰难
南冠北系：南唐覆亡真相
南唐，建国于937年，亡于976年，历前主李、中主李、后主李煜三世，享国共39年。南唐辖土不过江淮，最盛时也仅有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国，就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已，太过平凡而普通，本来人们应该很容易就把它遗忘掉了。但因为和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唐从此不朽。这个人就是李煜，一个谜一样的皇帝。
李煜出生于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恰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一个颇赋传奇色彩的东方式“情人节”。巧的是，李煜在人间度过42个春夏秋冬之后，又在同一天与世长辞。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迹，他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谓“铁钩锁”。通晓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凡是中国人，凡是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道多少”等。无数人震惊于他的艺术才华之余，都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样颇具“才情”的聪明人怎么会守不住祖宗传下来的那点基业呢？难道真是诗人误国吗？
创业艰难
在探究南唐覆灭的真相时，我们需要把目光稍微放远点，才能把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我们先从南唐的立国者李煜的祖父李 （888—943年）谈起。因为他在创立这个国家时留下了很多的负面东西，让他的子孙尝尽了苦头。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一统过程中的一个插曲。鼎盛的唐朝经“安史之乱”打击后，一蹶不振，百病丛生。其内有宦官专政、朋党争权、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南诏、回纥侵扰。尤其是那些藩镇，拥兵自重，不受中央节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藩镇一直尾大不掉，肃宗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无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黄巢义军席卷全国，最后攻破洛阳、长安，毁去了唐王朝的最后一点颜面。借机而起的朱温觉得唐王朝已无存在的必要，就废去了自己新立的一个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国号为“梁”，五代十国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就这样开始了。
北方地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争我夺，战火连绵，南方则有十个小国星罗棋布。南方诸国中，以吴国和南唐疆域最大，国力最强。南唐尤以立国时间久、保持稳定时间长而著称。南唐王朝的缔造者，就是自称唐宗室后裔的李。李是吴国的宰相徐温的养子，原名徐知诰。徐温死后，吴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通过废长立幼，逼其禅让，夺取了皇位，改国号为大齐，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宣称自己为唐玄宗的后代，就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是个很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江淮本来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时最重要的财源，曾力撑唐王朝达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免赋税，均定田租，发展生产，奖励农民垦种，栽桑养蚕，发展经济作物和工商业，使江淮独在五代乱世中能“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说：“南方诸国君主固无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后唐明宗也难望其项背，能胜过他的惟有后周世宗柴荣。”
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