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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纳特的诗歌继承了海涅、维尔特政治讽刺诗的优良传统，在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其诗歌充满火一样的热情，勾勒敌人的丑态时，讽刺尖刻，鞭挞入理；歌颂英雄时，倾注着深深的怀念和敬仰之情。他的诗不是图解、说教、常常以感人的形象，贴切的比喻给读者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图画。语言鲜明生动，简短有力。他善于使用双关语、方言、缩略语，经过改写的谚语、成语，并创造出许多新词来增强讽刺效果，字字句句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机智勇敢而屡立建功的“人民演说家”
——法国著名作家瓦扬——古久里
法国著名作家瓦扬—古久里，1892年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均是歌唱家。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瓦扬——古久里自幼爱好音乐、绘画和诗歌。中学时，他就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业余时间还有兴趣从事考古发掘。一九一四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瓦场—古久里这位刚刚取得律师头衔和历史学硕士的学位的热血青年，怀着热爱祖国、誓死保卫祖国的一腔热情走上前线。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的英勇行为同他的名字一样令人敬佩。“瓦扬”在法语里是个响亮的字眼，意思是“勇敢的”。瓦扬—古久里没有辜负父母为他取名时寄托的期望，在战争中机智勇敢，屡立战功，很快被提升为军官，获得七次嘉奖之后又在战场上受勋。
战后，瓦扬—古久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左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促使他最终确立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1921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他被当选为中央委员及法共机关报 《人道报》编委，写了千余篇政论、杂文和通讯报道，直到他猝然去世（1965）的前一天还伏在办公室的公文桌前工作。1923年，巴黎劳动人民选举他当了国民议会议员。在议会的讲坛上，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他对敌人的无情拼击致使他几次被捕入狱。瓦扬—古久里还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一名活跃的战士。1933年，他作为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中国上海参加远东反战会议。他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在群众集会上多次演讲，并会见了鲁迅先生等中国各界进步人士。他利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调查了上海附近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农民陈大怎样当了红军》等报道。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不仅在舆论上声援共和国军队，而且积极筹募救援物资，两次亲临前线慰问国际纵队。
瓦扬—古久里的文学创作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1913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诗集《牧人的访问》，歌颂田园生活。大战末期，他以对战争的亲身感受，写下了散文集《士兵的战争》、《给朋友的信》和小说《休假》，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战壕里的硝烟和死亡的气息。怵目惊心的战争景象不能不使他对战争加以认真思索。特别是1916年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在报上刊载、给了瓦扬—古久里深刻的触动。他也发表文章，对这场人类大屠杀的性质提出质疑，结果因违抗军法而受到监禁。
瓦场—古久里曾多次访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写出大量的报道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章。1924年至1933年间，他撰写的题为《红色的列车》是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诗篇。192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盲人的舞会》，描写在战争中负伤而双目失明的老兵如何成为资产阶级阔太太愚弄的对象和她们的“慈善行为”的牺牲品。同年，他和朋友莫希那合写的以1789年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七月老爹》、电影剧本《公社万岁》等。法共出版机构在他逝世以后整理出版了一本诗选。分别于1948年和1962年选编的散文集《我们要使旭日东升》和《朝着凯歌高唱的明天》，搜集了作家部分重要的政论、杂文及上述作品的片断。瓦扬—古久里毕生把战士和作家的位置摆在同等的高度上，他不愧是一位勇士，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其毕生的建树是令人惊叹的。战士瓦扬的形象是光辉照人的，作家瓦扬的成就同样不可磨灭。他逝世后，伴随他的灵柩的百余万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足以证明他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批评与揭露
与尚武精神相反，用反面的观念，消极的态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只看到战争有杀伤生命和摧毁财产的一面，看不到战争积极的一面。在战争面前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甚至诅咒批评战争，害怕战争。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他们心态各异，对战争提出严肃的批评和揭露。“战争是无聊的”
——当代西德著名小说家亨利希·伯尔的呐喊“战争是无聊的”。这是当代西德小说家亨利希·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战争在他笔下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是一种可怕的自然现象。战争把人们分成“刽子手”与“受害者”，但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同样的命运——死亡。这位深受战争创伤，曾在战俘集中营里挣扎过的文学家极力诅咒战争。他的作品启发德国人去认识战争的罪恶，同时也模糊了战争的本质。
伯尔1917年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里当过学徒。1939年进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被法西斯军队拉去当兵，曾在战俘集中营里生活了几个月。六年的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和感受，是伯尔早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战后，他同许多同辈人一样，灰心失望，犹豫彷徨，在饥饿、疾病和废墟中挣扎着。开始他在哥哥的木匠铺里做工，后来在科伦市政府当人口统计员。1951年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五十年代便引起世界文坛的注目。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70年至74年，先后任西德笔会和国际笔会主席。
伯尔的小说创作，主要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试图通过战争生活的描写，揭露和批判德国法西斯的罪行。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车正点》（1949），《亚当，你到哪里去了？》（1951）和短篇小说集《流浪者，请来斯巴……》（1950）。在这类作品中，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被过份地渲染成一场抽象的人与命运的搏斗，失去了历史的、阶级的特性。而在这场搏斗中，人是逃不出毁灭的劫难的。在作家的眼中，“战争是无聊的”，它和“伤寒病”一样，是一种可怕的自然现象。但这些作品在一定的程度上启发德国人民认识战争的灾难，其中小说《流浪人，你来斯巴……》对战争的原因有所揭露，含意较为深刻。
伯尔 195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是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作家通过建筑师费麦尔家庭成员的回忆，揭示了德国五十年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德国军国主义传统。费麦尔一家是同德国近五十年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罪魁兴登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当兴登堡的名字体现着“德国英雄”的化身的时候，费麦尔的儿子，七岁的亨利希便高声朗诵赞美兴登堡的诗歌。三十年后，费麦尔另一儿子奥托，偶然发现了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兴建兵营，构筑碉堡，得到兴登堡的两枚奖章，从中受到激励，成了纳粹党徒。五十年后，被法西斯分子逼得发疯的老祖母约翰娜，开枪打死了一个向朝拜兴登堡纪念碑的军国主义分子致敬的政府部长。伯尔通过对建筑师一家遭遇的描写，有力地批判了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种种活动。
伯尔的小说创作遵循现实主义传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德战后发展各个阶级的重要现象。他擅长运用回忆、内心独白、象征、怪诞的联想等手法，有人说，他在技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伯尔是个多产作家，除了小说他还创作了大量广播剧、电视剧、话剧和政论文。由于他的创作不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并常对现实进行批评，“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永别了——武器——现代
美国小说家厄纳斯特·海明威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年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从小爱好音乐与绘画，中学毕业后当见习记者，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战后住在巴黎，刻苦从事写作，192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头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这部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幻灭感。他的精神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钩鱼、看斗牛。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英国人，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美国记者，战争中因下部受伤而失去性爱能力。杰克与勃瑞特相爱，但无法结合。战争给他们生理上和心理上带来很大的创伤。他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和颓丧；他们行迹放荡，心里咀嚼的是莫名的悲哀。这种彷徨、空虚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小说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由于作家深受战争的苦难，作品中无不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
《水别了武器》（1929年），不仅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作家对战争的诅咒和呐喊。小说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人公亨利是美国志愿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院期间结识了英国护士凯瑟琳并产生爱情。他返回部队后，在一次撤退的途中被意军误认为德军的奸细而逮捕。他在等待处决时伺机逃脱，后与凯瑟琳一起流亡到瑞士，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不料凯瑟琳死于难产，将亨利一个人孤零零地遗弃在人间，小说从个人幸福出发去谴责帝国主义的战争。作者笔下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厌战反战的，盼望着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尽快结束。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同时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但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声称要“拯救世界民主”，拣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诱骗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去当炮灰。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躁”，在这场“拯救世界民主”的战争中，“我可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场似的，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作家认为人在这个暴力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有勇气的人。因而发出了“永别了——武器”的内心独白。
《永别了，武器》显示出海明威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和无意之间，简约洗练的文体以及经过锤练的日常用语，构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在欧美风靡一时，颇有影响。
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明威又一次赴欧当战地记者，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描写美国人乔顿自愿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故事，乔顿的任务是与一支山区游击队配合去炸毁一座有战略意义的桥梁。后来情况忽然发生变化，来不及与上级取得联系，炸桥任务完成后，乔顿身负重伤，独自在山顶上狙击敌人。这部小说区分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采取了明确的反法西斯的立场，主人公没有悲欢情绪，虽也堕入情网，但与战争不发生矛盾，他考虑的是怎样去执行任务，视死如归，不惜牺牲，相信民主主义一定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小说标志着海明威思想上的进步。
四十年代初，海明威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42年—1944年间，他驾驶“皮拉尔号”游艇（由政府出钱改装成反潜艇的兵舰）巡逻海上，因而得到表彰。他曾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控为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因作战勇敢获铜质奖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发表《老人与海》。小说描写一个古巴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