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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继续斗争。有的受害者也拒绝接受这笔“救济金”，并已准备在美国加州继续起诉鹿岛公司，要求赔偿。
花冈诉讼案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惟一一个算是“有结果”的案例，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先河。
刘连仁诉讼案
200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厅内座无虚席。法庭正在审理一起特殊案件——中国公民刘连仁状告日本政府案。
刘连仁本是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的农民，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掠为劳工，后逃跑穴居1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回到祖国，并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刘连仁在后来回忆往事时，那一切仍像发生在昨天，清楚地印在脑海里。
194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正值农民忙着播种小麦的季节，31岁的刘连仁刚下地种完麦子回家，同村人吴天富前去叫他吃午饭，商量请他去帮忙料理丧事。刘连仁推辞不过，手里拿了块熟地瓜吃着便向外走，谁知一出门就遇到了一伙抓夫的，他们中有汉奸，也有鬼子，不由分说就把刘连仁绑了起来。当天村里被抓的人有20个左右，但没走出村头，各家人都凑钱把人赎了回去。只有刘连仁家里穷得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弟兄5人就有4人在做长工，家人无力用钱助他消灾，他被当做无业游民抓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4年。
刘连仁被押到了高密县城，和他关在一起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曾经两次集体逃跑都没有成功。在高密火车站，他寻机逃跑，可刚跑出几步，就有一颗子弹追过来，擦着头皮而过，差点要了他的命。他亲眼看到和他一样逃跑的人中有六七个被日军开枪打死在火车站。他头部受伤，血流满面地被带走了，心中却还牵挂着有孕在身的妻子。之后，他们被带到了青岛。
在青岛，他们被关押在伪劳工协会，换上旧军装，照了相，逼着按了手印。10月11日，刘连仁同800名同胞一起在青岛大港码头被逼上日本“普鲁特”号轮船，装入运货舱，运往日本。船在海上航行了6天6夜，他们在日本一个叫门司的地方下了船，而后到达北海道空知支厅诏田町，分配到一个叫“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昭和矿业所”的矿山做苦工。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11月的北海道已是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200名劳工每天只发一袋半粗面粉，连喝碗面糊糊都不够，只好掺些野菜、果渣、橡子面甚至木屑，煮成稀糊喝。另外还有3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小窝头，成分为橡子面、锯末和星星点点的小米或玉米，吃下去很难拉出来。然而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劳工们每人每天必须挖出20吨煤来，完不成定量，日本人不但不让吃饭，还用皮鞭抽、皮靴踢，经常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矿井里没有安全设备，塌方煤块将人砸死、砸伤是常事，受了伤不准休息更不给治，许多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有时，刘连仁被叫去挖埋在煤下的死尸，挖出的尸首脸胀得发紫，龇牙咧嘴，眼珠子都鼓了出来，看了让人毛骨悚然。
任重而道远的索赔历程（4）
有一次，刘连仁的一位难友干活时饿得直冒虚汗，没了力气。日本监工发现了之后举鞭就打，这位难友忍无可忍，顺手一抡铁锨，劈中了那个家伙。这下可惹了大祸。日本人剥光了他的衣服，在滴水成冰的大冷天里朝他身上泼冷水，由于绑在树上挣扎不得，一会儿他就成了一个冰人。这样，中国同胞被砸死、勒死、饿死、冻死……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70多人。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谁能忍受？刘连仁暗下决心：即使被抓回来杀了，也要逃跑。他的想法得到了同乡难友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和杜贵香的响应。1945年7月31日，他们瞅准机会，冲进厨房抢了些干粮，不顾日本人开枪示警翻墙而逃。墙外是个化粪池，他们拼命从池子里爬出，一口气狂跑，终于摆脱了追捕。从此，他们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
一天，他们爬上一道山岗，望见山下有日本人在田里劳动，他们决定去弄点吃的。刚到山脚，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二十几个日本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虽然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但他们5个人早在煤矿就被折磨得只剩皮包骨，除了逃跑别无他法。然而，陈国起和杜贵香落在后面被日本人抓走了，其他三人禁不住恸哭起来。为了防止再被人发现，他们决定挖洞隐藏起来，并搜集些口粮存起来，大雪随即就封了山，于是他们3人蜷缩在洞里开始过冬。为了节省有限的口粮，他们学习动物冬眠，多睡觉、少活动、少消耗食物。就这样熬到第二年天暖雪化，他们已经在洞里呆了半年多。乍一出来，个个面色苍白，双腿麻木，见光流泪，已经不会走路了。他们揉搓双腿，扶着树重新练习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走动。他们还得想办法回国。后来碰到一个60岁左右看起来很善良的渔民，他们求他送他们出海。老渔民害怕落个叛国罪，摇头拒绝了。非但没有得到他的帮助，反而引来了日本人搜山，两个同伴被抓走了。5位同胞一起逃出虎口，现在只剩下刘连仁一个人了。他独自流落山中，开始了长达13年的穴居生活。
虽然是穴居野外，也得想办法弄锅找火吃熟食。费了一年工夫，他弄到一个新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这就是他的锅灶了。炉和壶成了刘的伙伴，帮他生活下来；第3年找到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5年找到两根针，衣鞋破了可以补了；第6年又找到一件美式军大衣，既当衣服又当被。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着辛酸的日子。
有一次，一个采栗子的女人在山上遇到了他，吓得鬼哭狼嚎般逃下山去。她怎么吓成这样？边想边到小河边一照：哎呀！刘连仁自己也吓了一跳。
刘连仁把一年分成两季，下雪是冬季，化雪是夏季；月圆一次是一个月，太阳升起一次是一天。他就这样盘算着迎来了第13个冬季。因为这年食物富余，烧火较多，洞上很厚的积雪让热气化出碗口大的洞，可以窥见青天，听见外面的动静。一天，洞外传来了嚓嚓声，刘连仁还发现外面全是人的脚印，顿时感到被人发觉了。这是1958年2月8日。原来是一个叫田清治的猎户，在追野兔时发现了刘连仁住的洞口。刘只好逃了出去，但因天寒晚上还得回洞休息。几天后，田清治带着 10多个人找到了他，他奋力搏斗，终又再次落入日本人手里。重返人间的他才得知：日本人在他进山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了，而他由于消息闭塞，在山中整整过了13年的野人生活。
刘连仁被发现后送去警察署，有人把它当成潜伏深山的中国特务，日本报纸把这一消息公诸于众后，当地华侨愤怒了。他们来到刘连仁身边，鼓励他说出真相。可是，多年不与人交谈，刘的舌头已僵硬得不会打弯了。在华侨亲切诱导下，他先是点头回答自己是中国人，继而数着手指表达了自己在山上居住了13年，渐渐地又说出“山东诸城”等话语，接着他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干活、和谁一起逃跑等情况。据此，华侨把日本人的劳工花名册找出来，上面赫然贴着刘连仁的照片，写着编号、姓名、籍贯等。至此，日本当局不得不承认他是劳工而非间谍。他的遭遇也作为奇闻，一时轰动了全球。
1958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饱尝艰辛的刘连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去天津迎接他，迎接他的还有其妻子和儿子。当年被抓时30出头新婚不久的棒小伙，回来时已是一个患有关节炎、肺病、胃出血等多种疾病的半大老头。当时尚在母腹的孩子，已是一个棒棒的少年，妻子也不再年轻，这一切让他有点无所适从。而多年的野外生活使刘连仁养成了蹲睡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团聚的一家人由于他的习惯而无法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心灵上的创伤更是无法愈合。
1958年4月回国前，刘连仁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过索赔问题，要求“明治矿业”和日本政府赔偿他14年间所受的身体上、精神上的伤害。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但对此置若罔闻，反而欲以“非法逗留”的罪名处罚他，后迫于压力才送他回国。半个世纪以来，刘连仁一直没有放弃讨回公道的努力。1996年3月25日，他正式向仍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此案法庭辩论多达7次，却迟迟不见判决。2000年9月2日，87岁的刘连仁老人因胃癌医治无效带着未尽的心愿含恨离开人世。他临终前对儿子刘焕新说：“我死后，你要把和日本的官司打下去，你死了还有孙子，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其子刘焕新继承父亲遗志，到东京地方法庭代表原告作法庭陈述。
经过漫长的5年诉讼，23次开庭，东京地方法院于2001年7月12日对刘连仁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判令日本政府支付赔偿金2000万日元，全额满足原告要求。判决认定了二次大战中日本政府强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的事实，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而且，法院判决中驳回了日本政府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限制刘连仁索赔权的辩词，这无疑是对日民间索赔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当天，刘焕新在判决报告会上，欲请民众和新闻媒体继续给予支援，掀起舆论压力，以迫使日本政府接受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结果。但是由于被告是日本政府，法庭并没有认定日本政府对刘连仁的被强制从事劳动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只认定战后日本国对刘连仁怠慢了保护义务，承担由此带来的赔偿责任。
刘连仁案一审胜诉后，小泉政府不服，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呼声，于7月23日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状，理由是“日本国没有保护刘连仁的义务，不能预见到他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当日，中国战后索赔案日本律师团和刘连仁日本律师团对此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政府的上诉是缺乏正当理由的，表示坚决抗议。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当即表示对日本政府的行为无比愤慨，而且“不能容忍”，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一定要将官司打下去，要为所有因日本侵华战争受害的中国劳工讨个公道。”
东京高等法院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上诉，刘连仁案又进入二审程序。这又将是一条漫漫长路，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关于刘连仁的相关材料参考了《中国律师》2001年第5期孙国栋的文章）
福冈诉讼案（1）
福冈诉讼案因诉讼对象是日本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因此又称“三井矿山劳工诉讼案”。三井矿山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财阀发迹的创始企业，也是三井集团的核心公司，还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奴役中国劳工最多的公司。该公司在战时共役使了5517名中国劳工，其中有1072人死在其残酷的压榨和奴役下。
2000年5月10日，张宝衡等15名当年在福冈煤矿劳动过的幸存者，在日本律师团和中国律师的支援下，以日本国及三井矿山株式会社为被告向日本福冈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井株式会社和日本政府在报纸上刊登谢罪广告，并给每人支付2300万日元的赔偿。同日，福冈地方法院受理立案。经过近两年的法庭斗争，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法院作出判决，由于此前已经有了花冈案的“和解”和刘连仁案的一审胜诉，这对三井案的审理判决起到了积极影响。法院审判长木村元昭认定，当时的日本三井矿山公司与日本政府共同实施了强掳中国劳工的计划，并确认日本政府制定了劫掠亚洲国家劳工的“国策”，判决三井支付原告每人1100万日元。但是原告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谢罪诉求并没有实现。日本政府还以“本案强制劳动问题，三井矿业以及田川矿业所的设施、器械等由被告公司设置管理，直接指挥监督本案强制劳动；提供衣、食、住等劳动环境和直接负责劳动条件安排的皆为被告公司，因此，不能认为被告国家直接支配管理原告方的劳务”为辩解来推诿责任。法院虽认定被告公司向中国劳工实行了极其残酷和恶劣的虐待，但三井矿山不服，已经提起上诉。此案并没有最终结案。
尽管该案原告获得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但在个人层面上，任何赔偿都无法弥补中国劳工遭受的苦难。作为本案原告之一的河北徐水县农民张五奎通过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们要的是道歉，不光是钱的问题。16岁时即被抓往日本服苦役的张五奎认为，日本福冈法院的判决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赔偿并不能抹平这些苦难劳工心中的创痛，因为日本政府和公司的资本家并没有向中国劳工公开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