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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清代租佃制研究》，周远廉、谢肇华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九万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罗仑、景甦著，齐鲁书社1985 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李文治、经君健、魏金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四十二万字。《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五十八万字。《清代经济史简编》，郭蕴静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 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著，分别为1956、1961年版。《清史治要》，黄冕堂著，齐鲁书社1990 年版、四十一万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陈支平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十九万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何龄修、刘重日、郭松义等六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四十三万字。
民族：《满族简史》，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华书局1979 年版，十八万字。《满族史论丛》，莫东寅著，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十四万字。《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胡庆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二十万字。《准噶尔史略》，本书编写组编写，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杨学琛、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三十五万字。《清代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赵云田著，中华书局1989 年版，二十四万字。
中外关系、文化、学术、史料学及其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十九万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编写，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二十五万字。《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三十七万字。《清代饮食文化研究》，林永匡、王熹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三十九万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三十一万字。《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杨向奎著，齐鲁书社1985 年版，五十二万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36 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末清初的学风》，谢国桢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清史述闻》，朱师辙著，三联书店1957 年版，二十四万字。《清史史料学初稿》，冯尔康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叶显恩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二十六万字。
人物传记：《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北京出版社1983 年版，二十五万字。《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三十万字。《清太宗全传》，孙文良、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 年版，三十二万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三十六万字。《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五十一万字。《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四十五万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年版，二十五万字。《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六十三万字。《乾隆传》，白新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四十一万字。《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五十三万字。《贪污之王——和厥贰罚胱粽苤治氖烦霭嫔�1989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人物传稿》上编1—5 卷，清史编委会编，中华书局1984—1988 年版。
论文集：《心史丛刊》一、二、三集，孟森著，商务印书馆1916—1917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著，中华书局1959 年版，四十四万字。《探微集》，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0 年版，三十五万字。《明清史论集》，李光涛著，上下两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年版。《清史杂考》，王钟翰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二十六万字。《清史新考》，王钟翰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二十五万字。《履霜集》，戴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五十一万字。《清史论稿》，王思治著，巴蜀书社1987 年版，三十三万字。《档房论史文编》，韦庆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三十四万字。《明清史辨析》，韦庆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三十八万字。《结网录》，来新夏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二十八万字。《燕步集》，阎崇年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三十五万字。《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 年），白寿彝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四十六万字。《清史论丛》1—7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1986 年陆续出版。《清史研究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1—6 辑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80—1988 年出版。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朝。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溥仪退位，清朝统治全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加上其在关外的兴起阶段，共有三百多年。本卷论述的是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583 年起兵到1840 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论述的下限所以止于1840 年，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界线，我们也采用了这一看法。
大概始自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往往被称为“满清”，清的统治有时被说成是“民族牢狱”，其实并非如此。清的统治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同时也是各民族上层所共同认可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继续。清有民族压迫的一面，有时压迫得很残酷，同时也有增进民族联系、发展民族关系的一面。从历史的长河上看，后者自然是历史的主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清和明，都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好比说三国人物黄忠人虽老，黄忠的“宝刀不老”，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清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但有过康乾盛世。当时的皇家，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奖劝农桑、平定叛乱，在政治上是有成绩的。对于清史上这一类的问题，应妥善处理。一方面要加以肯定，又一方面也要重视这类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当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此争辩热烈。有的学者把这种萌芽的社会意义说得几乎是影响全面社会的新生产力，有的学者却根本不承认这种萌芽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萌芽是有的，但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还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要有分寸，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能说多少说多少，不要过份地推论。
在清代，科学和艺术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优秀的文艺作家。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同一学科门类中，也是富有成果，毫不逊色的。这两方面内容，本卷限于篇幅虽然不能有详尽的论述，但也在书中给以适当的地位。
在外交关系上，清皇朝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当时，中国仍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蹒跚前进，西方英、法、美等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还急剧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抢掠人畜财帛，并频叩中国大门，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沙俄屡侵黑龙江地域，英使一再来华。嘉庆以后，鸦片大量走私倾销内地，保守落后的清王朝不识时务，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至国际地位日益低落，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关于清代的史料是很丰富的，有关清史问题也是很多的，当前清史研究的工作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我们希望本卷从总的方面能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乙编综述第一章后金兴起第一节金国英明汗首攻图伦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年方二十五岁的女真建州左卫枝部舍人努尔哈赤，忽然获悉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杀害的消息，悲愤欲绝。原来，这一年二月，明朝的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统军征讨建州右卫阿台，觉昌安虽与阿台是姻亲，为阿台之妻的祖父，但仍与其子塔克世随从明军作战。不料在攻陷阿台之古勒寨时，反被明军误杀。
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本欲向明朝讨还血债，但明皇帝拥兵百万，小小女真头人怎敢太岁头上动土，他只好归罪于图伦城主尼堪外郎，要求明臣执送此人。明朝边臣先前已因误杀而送回觉昌安、塔克世尸体，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都指挥使，认为这样事已了结。今见努尔哈赤索要仇人，遂勃然大怒，斥之说：“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女真之主。遂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连努尔哈赤之大、二、三伯祖及五、六叔祖的子孙，亦“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归附尼康。尼康又逼努尔哈赤投降。
祖、父惨死，家道中衰，部众叛离，族人变心，强敌威逼，灭门之祸即在眼前，怎么办？是屈于威势，跪地求降，还是奋抗强敌，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关键时刻，年轻的努尔哈赤果断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高举义旗，于当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率领少数人马，攻克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的第一仗。
女真统一这时，女真各部分裂涣散，互相杀掠。《满洲实录》卷一（满文体）对此情景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译录如下：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满洲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满洲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数百个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此时努尔哈赤只有三十丁，在建州女真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微弱小部，不少部长如栋鄂诸部的一个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苏完部的一个部长三潭有部众三百户，另一苏完部长索尔果辖户五百。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人丁马匹皆远远超过努尔哈赤。哈达首领王台曾辖地数千里，建州各部皆被迫归顺于彼。叶赫贝勒一再欲图侵吞建州。
在这群雄争长，兼并盛行，四面皆敌的险恶形势下，只有区区三十丁实力的头人努尔哈赤，怎样才能摆脱被征服的危险，确实是一大难题。至于要想力战群雄，威行各部，更是难于上青天。然而，奇迹出现了，这位有志青年，竟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力挫群雄，完成了几百年未曾完成的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跃居“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的宝座。这一奇迹之出现，既非什么天命有归，也不是个别偶然因素所致，而是由于女真——满族正在兴起，努尔哈赤作为这一民族的杰出领袖，能顺应时代潮流，勇于进取，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统率本族人员，三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因而出现了这一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结局。
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女真人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明帝及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势不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