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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还有些人生仪礼值得注意。如河北祁州“童男髠发，童女黔耳”①。湖北随州“或亦为女郎穿耳问名”②。
腊八节的日期也有特殊者，河北、山西的一些地区是分初五、初八两部分的，如山西武乡县“初五日以干蔓菁及诸豆合煮，名曰五豆，初八日以后枣果作粥，名曰腊八粥”③。山西解州、泽州腊八节不在初八而在初五。杭州的腊八粥，是在十月八日④。
总之，清代的腊八节已普遍流行，这是以饮食为主的节日，其他意义不很明显。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的晚上，清代民间有祭灶神的风俗，是灶王节。
该节临近元旦，有的地方又叫“小年”、“小年夜”，“小除”等名称。祭灶神的日子，大致来说，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多在二十四日。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湖北宜昌府二十二日祀灶，二十三日扫屋，而广东遂溪县则是二十五日送灶。
清人认为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灶王爷要升天汇报人间的善恶事，因此人们为他送行，请他吃好的，而为人们隐恶扬善。祭灶时要燃灯，由男子拜祭，口中要说“勿以恶事言上帝”之类的话。但不能保证灶王爷不说坏话，人们便采取一些措施。浙江《云和县志》载：“二十三日夜祀灶，物用粉团糖饼，谓灶神朝天宫言人过失，用糖牙，取胶牙之意”；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这叫“醉司命”，湖南醴陵就有此俗。陕甘地区祀灶还有用雄鸡的风俗，说是送神归天。为灶神饲马，常将草剁碎，和上豆① 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② 黄卬第：乾隆《成县新志》卷2《风俗》。
① 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② 文龄：同治《随州志》卷12《风俗》。
③ 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④ 黄华节：《腊八粥》，载《东方杂志》31 卷1 期。
子，放在旁边，或者扔在屋顶。
此外，“赶乱岁”、“口数粥”、“照田蚕”的风俗别具一格。照田蚕就是以光照田间示秋报，《永州府志》载：“村落燃火炬照田亩，烂然遍野，以祀丝谷，谓之照田蚕”。苏州则叫做“照田财”。《永州府志》又载：“煮赤豆作糜，合家同食，虽远出未归者，亦分贮之，小儿与童婢皆与，名曰口数粥”。《清嘉录》认为，这是为了辟瘟气，如果“杂豆渣食之，能免罪过”。“赶乱岁”之俗，山西《武乡县志》说：“武俗娶亲正七二八以至六腊皆论利月，惟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及除日，阴阳家以为百神登天，时无禁忌，名曰赶乱岁。故一切嫁娶，凡早有妨碍者，至此皆不论利月，亦不另择吉日云”。祭灶也为清廷所重，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①。
除了以上介绍的十二种主要节时节日外，清代还有填仓、龙头、春社、文昌会、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阳等重要岁时节日。
①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第825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第二节木兰秋狝木兰秋狝盛典木兰（Muran），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以桦皮或树木制成，长二三寸，状如牛角喇叭。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鹿鸣之声，引诱鹿来。有人说是学牡鹿声，唤牝鹿来，将其捕获①。清代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皇帝打猎，久之便称这个地方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②。
秋狝，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习俗。春天打猎叫搜，秋天打猎称狝。《尔雅释诂》谓：“狝，杀也”。《释文》明确说：“秋猎为狝”。《注》：“顺杀气也”。《周礼·春官·小宗伯》称：“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夏官·大司马》说：“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清史稿》把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列为军礼之一，并引《周官》为依据，说“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③。其实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应是起源于满族固有的狩猎习惯和后来为维护清朝大一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清代的木兰秋狝，是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入关后顺治各朝经常出猎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项国家大典。主要是康熙、乾隆两朝举行的，雍正一朝未曾举行，乾隆之后逐渐废止。和先辈相比，康熙、乾隆两朝的木兰秋狝体现为更加有目的、有组织、有固定地点和时间，遵循一定章程的一种皇帝围猎活动，也更加隆重和制度化。
木兰围场在北京东北一千余里之外，承德市北约四百里，为辽代上京临潢府所属的兴州地方，清初属翁牛特蒙古等部④。围场本身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东西相距三百余里。顺治时期“塞外行围”已至其地。康熙十六年（1677），当平定“三藩”之乱初见成效之时，这位大清皇帝巡视长城内外，初次在内蒙接受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王公贝勒的朝见①。二十年再度巡幸内蒙，继续接见喀喇沁等部蒙古王公贝勒，并处理有关事务。就在这次巡幸中，有喀喇沁、翁牛特藩王献地“肇开灵囿”之说和明确提出“酌设围场”，而且给前往相度地势的大批官员以各种赏赐②。围场的设立当以此为始。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行宫，四十七年建成。乾隆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和热河行宫。自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皇帝每年都离京到避暑山庄巡幸，或再到木兰行围。只有康熙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因往东北谒陵及追击噶尔丹未得成行。乾隆帝即位后，自六年起，每隔年一次，十六年以后一年一次，巡幸避暑山庄或到木兰秋狝，直到嘉庆四年（1799）逝世为止③。
①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②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③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④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① 《康熙起居注》第1 册，页327—328。
② 《热河志·围场一》卷45《康熙起居注》第1 册，第686—687 页。
③ 乾隆在位六十年，自六年起，不但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到避暑山庄，而且嘉庆四年逝世前为太上皇三年，也年年到避暑山庄。
所谓木兰秋狝，其真正的含义是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但是清代以避暑山庄为第二个都城，凡是到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巡幸、集会和处理政务、消遣游乐都和行围一样泛称为木兰秋狝。实际上不都是行猎。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持续近六十年，仅六年至五十六年中，有四十次秋狝④。
木兰秋狝频繁举行，包括的内容很多，然而其目的性，康熙帝只说是为习武训练，实际还有别的。他在生平最后一次行围时强调，从前有人“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然后列举清军平定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等，“立功绝域”的业绩，归结为“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①。还有一个是在木兰秋狝时接见蒙古四十八旗的领袖，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②。乾隆六年准备第一次木兰秋狝，宣称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遵循祖制；二是习武练兵，三是怀柔蒙古。因为在此之前监察御史丛洞上奏，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和“纪纲整肃，营务罔弛”为由，请求“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针锋相对指出，“古者春菟，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故，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他还为乃父雍正未曾举行木兰秋狝辩护说：“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于是乾隆把他的木兰秋狝目的罗列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③。这番言论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秋狝的目的，所差的就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都否认他们有以“狩猎为乐”，或为“嬉游而来”④。但是有时的确以此为目的，或夹杂这样的目的。
有清一代举行木兰秋狝，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康熙帝即位之初，比较朴素，仅规定皇帝行围驻所设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或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鹿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①。十六年，康熙帝首途内蒙，以巡阅边外调喀喇沁郡王扎什、公乌忒巴喇并塔布囊西达等率兵丁一千五百名为向导②。二十年确定了木兰围场的地点。二十一年制定行猎纪律，康熙帝下令每年派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一次四千人，于四、十、十二月，赴口外行猎。部院衙门官一并参加“娴习骑射”③。二十二年，康熙帝出古北口行猎，至木兰围场，置行官，张黄幔，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和赏赐蒙古王公台吉、蒙古众官兵及管领围场的蒙古王公台吉等④。二十三年，由黑龙江将④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9。
② 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页11。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④ 《康熙起居注》第3 册，页1891。
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② 《清圣祖实录》卷69，页11—12。
③ 《清圣祖实录》卷106，页13—14。
④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026—1029。
军选送精骑善射的满洲兵四十人，分隶上三旗，组成虎枪营，置总统、总领管辖，扈从皇帝围猎，所谓“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⑤。从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历，命大学士阿兰泰留京处理章奏，从此有“留京”之说⑥。至四十二年热河避暑山庄建立，木兰秋狝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至中秋后，再到围场，渐趋固定为成例。
设官管理木兰围场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木兰围场是这个皇家大狩猎场的总称。地处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当时的四至，东北为翁牛特，东及东南为喀喇沁，北为克西克腾，西为察哈尔，南为热河①。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蕃息。围场的四周，树以木栅，称为柳条边，以分别内外。进出有道口。围场之内，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小围场。每个小围场，均选择一处平坦高冈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个木兰围场包括这样的小围场六七十处②。各个小围场之间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只有几里。围场设立以后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部的王公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设总管一员，章京八员。乾隆十八年进行一次大改动，除把总管从四品提为三品，章京从六品提为五品以外，又设左右翼长各一员，秩四品，骁骑校八员，秩六品。总管归属于理藩院，统辖翼长、章京、骁骑校等。守卫围场的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间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们按八旗方位，以一旗为一营房，每营统五卡伦（哨所），总计四十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察”③。乾隆时还设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归其统属。又在全部六七十处小围场中，每年选择十八九处，或二十处作为秋狝之所，其余隔年一轮换，以使野兽得到繁殖，时人赞称“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④。设围所在，必事先通知并作好一切准备。届时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乾隆帝每次行猎，除原来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分班从围以外，还有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①。
举行木兰秋狝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派精于骑射的人赴京练习。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叫做“围墙”，以供参加合围之役。届时，皇帝戎装乘骑出宫，扈从引导如巡幸之仪。既驻行营，禁止兵士践踏田禾，骚扰吏民，不准夜行，违者治罪。统围大臣亲临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