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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 卷）、《历象考成》（42 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④。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 卷），又《图说》（1 卷），修成《广群芳谱》（100 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 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 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 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 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 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0 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 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 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 卷，分为6 编32 典， 6109 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 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 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 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 卷）、《曲谱》（14 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①。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 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 卷），由徐乾学等编注；② 《执中成宪·序》③ 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④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① 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 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 卷，又“外集”20 卷，“逸句”2 卷，“补遗”22 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 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 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 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 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 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 卷，“附录”2 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 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 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 卷，“正编”85 卷，“续编”33 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66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1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 卷）、《八旗则例》（1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 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会典》162 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③，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④，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 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 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 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 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0 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 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 卷）、《皇舆西域图志》（52 卷）、《五军道里表》（49 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00 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 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 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①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① 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 卷，又“补编”4 卷，“总纲”8 卷，“补总纲” 1 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 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 种著作，计有79070 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②。《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③。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①。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②，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③。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 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 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 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意在把宗室王公① 《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② 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 页。
③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 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② 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 年版，又《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