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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 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② 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 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0。③ 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 年1 月。
④ 《八旗氏族通谱·序》。
⑤ 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 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0 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0 卷、《御制文初集》30 卷、《二集》44卷、《三集》16 卷、《余集》2 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00 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 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00 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00 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0 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
纂《平苗纪略》（52 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60 卷，“续编”36 卷，“附编”12 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 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 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 卷）、《大清会典图》（46 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 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 卷），《学政全书》（86 卷），《西巡盛典》（24 卷），《军器则例》（24 卷），《兵部处分则例》（78 卷，又续纂4 卷），《中相政考》（72 卷，续纂4 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 卷）、《吏部处分则例》（52 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 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 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6 卷，《正集》108 卷）；《皇清续文款》（164 卷），《三元诗》（1 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 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①。道光朝还① 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 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 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0 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100 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120 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10000 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 种著作，合计79070 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①。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②，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③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① 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28 页，中华书局1964 年版。
② 详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9。
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①，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②。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义。乾隆年间，有王锡侯作《字贯》一书，其中有不少驳正《康熙字典》谬误之处，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王锡侯全家因此被杀，《字贯》书版以及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销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字贯案”③。
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注明是“钦定”、“御定”的。这些著作因而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因此，随着一部一部“钦定”书籍的出现，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逐渐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人认为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从事考据工作，最后形成“乾嘉学派”，是由于文字狱的恫吓，其实，更主要的是由于清代“钦定”禁区太多，限制了学术争鸣，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图书事业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0，又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中华书局版。② 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
③ 参见孟森：《心史丛刊》三集“字贯案”。
图版目次图版一太和殿宝座图版二乾清宫内景图版三布达拉宫图版四五世达赖喇嘛觐见清顺治皇帝壁画图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鸟纹瓶故宫博物院藏图版六雍正景德窑粉彩人物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图版七五彩天鹅绒南京博物院藏图版八刻丝夜宴桃李园图辽宁博物馆藏图版九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图版十清太宗皇太极像图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图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图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图版十四黄宗羲像图版十五顾炎武像图版十六王夫之像图版十七吴敬梓像图版十八戴震像图版十九钱大昕像图版二十章学成像以上图版共二十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原载《紫禁城帝后生活1644—1911》，中国旅游出版社1981 年版。图版三，原载《古建风光》，中国文物出版社1992 年版。图版四，原载《布达拉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版。图版五，原载《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1962 年版。图版六，原载《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图版七，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4年版。图版八，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 年版。图版九至图版二十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