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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女真人员深受明朝之害，吃尽分裂力弱之苦，切盼统一、强大起来，摆脱明朝奴役。努尔哈赤胸怀大志，奋发图强，适应了女真人的愿望，使其目标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竭力网罗能人，重用贤者，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之人。以助汗理政听讼统兵征战的“五大臣”而言，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善于以少败众，军功累累，所向无敌。“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费英东，智勇双全，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誉为“万人敌”。三十余年里，每战必“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安费扬古，屡败敌兵，克城破堡，勇冠三军，被赐号为“硕翁科罗巴图鲁”。扈尔汉、何和礼亦为能征惯战军功卓著之勇将。“五大臣”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4。
以外，扬古利幼年从征，“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行军四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功业绝特”。劳萨、图鲁什、巴笃礼、冷格里、萨穆什喀、阿山、吴拜等等，也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之猛将。就文臣而言，额尔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汉文，从征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他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借用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通行建州全境，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誉为一代杰出人物。达海，九岁即通满汉文义，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满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这些猛将文臣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经济发展，“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
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正确的用兵方针，“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这与兵法中“攻心为上”十分吻合。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二系降者编户，对于女真人员，不管是大军压境被迫归顺，还是交战失败，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他都予以“恩养”，编户，不贬为奴，不夺其财，原系诸申（女真平民），仍为诸申，原是部长寨主，大多授予官职，辖其旧部人员。三是来归者奖。这对促使各部女真在努尔哈赤无敌军威的影响下率部归顺，起了很大作用。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女真头目率众来归者，就有二三百起之多，从而大大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过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在用兵顺序上，努尔哈赤的策略也很高超，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积极争取蒙古，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国发生正面冲突。他先进攻和招抚附近建州女真部落，并合为一，致使原来几十人之兵力发展到“骁骑数千”，再以此为基础，先攻海西四部中内讧激烈、国势剧衰的哈达，继灭乌拉，取辉发，最后才征服最强之叶赫，统一了建州、海西各部及部分“野人”女真。
八旗建制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语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厄真，华言主也）”①。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这既是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女真的分裂，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实行对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武皇帝实录》卷2，页4。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三百丁为一牛录，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管辖所属人员。当时约有二百多个牛录。后金所有人员皆须编入旗下牛录。八旗额真之上，有汗总辖，努尔哈赤又分授子侄为各旗之主各牛录之主，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个部落几十万男女老少女真及归顺的蒙古、汉人，皆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各个时期不尽一样，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百甲，多的时候达到一牛录出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一牛录出甲兵一百人。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八旗军队。
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括了征赋佥役等财经方面的职能。后金国筑造城寨，运送粮米器械木材石头，等等力役，皆按旗佥派各牛录人丁担任，官用粮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亦系各牛录提供，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屯垦闲地，收获粮食交纳公库，每年约能收粮食十余万石。其他用费，包括战时急需的军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史称其“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弁理争讼曲直之事”①。
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前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牛录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要执行汗的指令，佥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当兵，率领士兵战阵厮杀，又要遵奉汗谕，辖治属下人员。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阿敏主镶蓝旗，莽古尔泰辖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努尔哈赤之孙）统镶白旗。统辖旗之贝勒称“固山贝勒”或“旗主贝勒”、“主旗贝勒”，一般简称为旗主。另外他的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录，隶于旗主贝勒之下。八旗各级额真既总隶于汗，又分隶于本旗旗主。
因此，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还包含了财、政、刑等各个方面的职能，它是满族的根本制度，也是进入辽沈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对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八旗制的确立，标志着统一女真各部的宏伟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时，女真族辖地广阔，延柔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努尔哈赤便去掉原来先后使用的“淑勒贝勒”、“聪睿贝勒”、“聪睿汗”称号，改上新的尊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正月，八旗贝勒大臣集会，尊称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国号“后① 李民奂：《栅中日录》。
金”（后来又改称“金国”），满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明满关系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的祖先，长期是明朝的属夷。六世祖猛哥帖木尔是女真建州左卫第一任都督佥事，其子董山袭承其职。董山的第二个儿子脱罗又袭父职，第三子石报奇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亦系明帝属臣。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前后，袭承了祖父觉昌安的都指挥使。为了摆脱人少兵弱四面皆敌的困境，利用明朝的威势，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公开冲突而遭其征剿，影响统一女真的事业，他长期向明朝进贡效劳，擒斩扰边酋长，送还被掠汉民，口口声声宣称忠于明帝，要求晋升职衔。
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擒斩掠明女真首领克五十，献送明朝，命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明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官据此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佥事①。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帝“殊恩之始”，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为他扩充势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人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②。
努尔哈赤对此既非常高兴，又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居于大小数百部女真酋长之上，便要求得到“龙虎将军”的封号。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正二品散阶。有明一代，在此之前，只有曾经威行数千里辖治建州、海西女真各部的哈达名酋王台，得授此勋衔，使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真都督。努尔哈赤也想谋得此衔，于万历二十年进呈奏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可能是因其势力不大（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没有达到目的。
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仍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具体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为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二系送还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邀功讨赏；三是奏请出兵“征剿倭贼”，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频繁入京，叩拜明帝，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竟五次亲自入京朝贡；五为笼络明朝官将，对一个小小的明游击，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他对坐镇辽东三十年，屡建奇勋，“威振绝域”的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更是百般迎合，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因而使其受骗，受其关照，时人称“建酋与① 《明神宗实录》卷215；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② 茅瑞征：《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这些措施极为有效，他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如愿以偿，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大酋长。这样，为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萨尔浒大捷随着统一女真部落的顺利进行和由此而来的军力强盛，努尔哈赤愈益受到明朝一些官将的怀疑，对其统一事业不断加以干涉和阻挠，双方争执频仍，关系恶化。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2）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七大恨”为：明兵杀害努尔哈赤之父、祖；明违誓出边，“护卫叶赫”；“伐木之争”；明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聘定之叶赫美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明国不许后金收割其兼并之哈达地方粮谷；明使出言不逊，侮辱建州；明国责令努尔哈赤退还哈达，恢复其国。“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系明廷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因而激励三军将士奋勇冲杀，攻下明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击杀总兵张承胤，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军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伐。议定兵分四路，西路出抚顺，是全军主力，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从靖安堡出边，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从鸦骨关出边，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二万余；东路出亮马佃，总兵刘铤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二千，为十万零三千余人。
明军的目的，在其“擒奴赏格”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