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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特别是江南地区试种双季稻以后，亩产提高几乎一倍。康熙时期，在北方的京、津地区试行旱地改水田种植水稻，一些南方水稻产区的农民，到北方推广水稻种植技术。随着种稻技术的提高，北方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安徽农民还在高阜斜坡种植旱稻，也提高了产量。
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这是清代前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甘薯在明代由安南、吕宋传入我国南方。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有红、白等名种。甘薯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获得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很快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逐步得到推广。康熙年间，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较普遍种植，及至乾隆年间，广西、江西、湖南、安徽、贵州、湖北、云南、四川等地也逐步种植。稍后北方的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也已开始种植。
另一高产作物玉米，又名玉蜀黍、御米、玉麦、玉秫、玉高粱等等。明末时玉米种植还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到了康熙年间，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亦多所种植，稍后台湾、贵州等地也相继种植。玉米不仅可作主要食粮，也可酿酒、制粉。玉米的适应能力较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土较贫瘠的地区，种植更为普遍。乾隆时，湖南辰州府一带老百姓，赖玉米供半年之粮。广东阳山县一带劳动人民也半赖玉米以糊其口。
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
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特别是由康熙帝撰《御制木棉赋》宣示植棉的效益，从而引起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松江府所属的太仓州、海门厅、通州等地区，农民种粮者不过十之二三，而种植棉花的已达十之七八。北方的直隶保定一带农村的农民见植棉获利大，往往将种麦子的好地改种棉花。“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①。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②。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烟草自从海外传入以后，到康熙年间，也已逐渐普遍种植。最早种植的是福建，“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③。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西的种烟之家也已“十居其半”，大户人家种一二万株，小自耕农家庭也种二三千株。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宜隶，甚至东北的辽东地区也已普遍种植烟草。清代种茶也更加广泛，广东珠江以南33 村“多产艺茶”，安徽霍山县城周围百里以内的山区农民，大都以种茶为生。植桑养蚕是丝织业发展的基础，清代植桑除集中在丝织业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外，北方的陕西等地也有一些农民植桑。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植桑最盛行的地区。清代浙江湖州府“尺寸之堤，必树之桑”④。广东顺德县境内有方圆百里之地，十余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普遍“种植桑树，以饲春蚕”⑤。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亦有农民植桑，以桑叶卖与养蚕户。甘蔗的种植主要集中广东等地。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与禾田几乎相等，可见甘蔗的种植面积是很大的。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带来与粮食争地问题。特别是原来粮食生产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由于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桑树的大量种植，使本来大量外销粮食的这一地区，出现了依靠从外地运粮补充的现象。连雍正帝也看出这不是久远之计，于是清廷采取了一些平抑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价格规律自身来调节。而当时国家政局稳定，全国整个农业经济稳定发展，湖广、四川等地方粮区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江浙等地，而江浙地区的棉纺织品、丝织品、烟草等亦运往各地。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局面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库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库存帑银五千余万两，雍正中增至六千余万两，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最多时达八千余万两。因此，文化事业也很发达，编纂了多达七万九千余卷的《四库全书》等类大部头丛书。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① 《御制棉花图·收贩》。
② 光绪《畿辅通志》卷74《物产》，引自《河间府志》。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
⑤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5。
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第五章嘉道渐衰第一节政以贿成昏庸腐朽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嫉厥辏拦馐钡拇笱跨普嫉囟傥迨蚨嗄丁：鹤宕蠊倭哦酝恋卣加械氖恳嗍志恕＜吻焓钡牧浇芏剿镉裢ィ谏蕉继锶蛴嗄丁Ｒ话愦蟮刂鳌⒋笊倘硕酝恋氐募娌⒍汕Ю弁颉Ｇ∈敝绷セ橙岷率希案嚯橥蚯辍雹佟５拦獬跄辏绷ゲ字菰险继锒辍Ｔ谄恶さ纳赂实厍蟮刂魍伺┟衿撇油鲋罅空级崦裉铩！八煊幸换Ф锪蚰叮卧蛉⑺摹⑽逋蛑烈弧⒍蛘摺！雹僬馐逼冢恍┐笊倘死糜涤械拇罅孔式鹄辞拦和恋亍＜吻焓保虾庋粢蚓匠 ⒎仿裟静闹赂坏哪旧塘踔匚埃渥铀锾镏镣蚰丁９笞濉⒐倭拧⒌刂鳌⒋笊倘硕酝恋氐募娌ⅲ沟么罅客恋丶性谏偈说氖掷铮愦笈┟裨蛞蚴ネ恋囟骼胧Ｔ缭谇∈辏�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1。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39，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①。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①。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②。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① 赵翼：《簷曝杂记》卷1。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10《权臣奢俭》。
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③。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笥心抡冒ⅰ：瞳｜，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惶粞∪膂且俏溃涞绷嘶实劢闻缘囊桓鲂∈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