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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①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① 朱樽：《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 年1 期。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当从严惩处”②。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实力推行禁烟，使一个时期内弥漫舆论界的弛禁论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官员在道光帝的严令和督促下，也纷纷采取切实措施，查禁鸦片。禁烟效果立即显现出来。由于广东地方当局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私船，当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外国鸦片烟商人只好用船把鸦片运到沿海各地去销售。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船只也戒备森严，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沉，其余的走私船只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国鸦片烟商人“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①。这种情况使外国鸦片烟商人大为懊恼。英国大鸦片烟商人查顿悲叹：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个英国大鸦片烟商人马地臣也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指1837 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实际成效，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定出面干涉。义律一面寻求武力作后盾，一面要求与清廷进行交涉。英国鸦片烟商人则组织大批单桅、双桅纵帆式快船，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公开挂上英国国旗，从珠江口到广州明目张胆地贩卖鸦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破坏，再加上清统治集团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疲玩失责，视朝廷禁令为具文，致使鸦片流毒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清统治集团中那些因鸦片流毒屡禁不止而深为忧虑的官员不得不继续寻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严禁之策。
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十数年间，鸦片泛滥成灾，耗银数千万两之巨，“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如果这种情况再不加制止，“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黄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过去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认为皆非禁烟良策。黄爵滋认定，鸦片不是不能禁，关键在于如何禁。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败，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因此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请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①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能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①。黄爵滋还请帝勅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同时“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傥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②对吸食鸦片者罪以死论，这还是发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一场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讨论在清统治集团内展开。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公布，在这一年时间里，各有关指定官员纷纷遵命发表意见。综观一年的讨论情况，在朝廷大员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严禁鸦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这些大员们一致的意见。但是，赞成黄爵滋对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官员为数甚少，反对者却是大多数。反对者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对吸食者论以死罪；有的以“清其流、扼其源”的理由，主张重治囤贩。两江总督陶澍是黄爵滋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①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成为黄爵滋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在给道光帝的复奏中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绕，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亦有时不能不用也。”“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②当朝廷大员们就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时，清廷按照过去制定的惩治律例，在全国实行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九日，道光帝令将于京师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七月二十一日，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随时惩治广东将备弁丁内吸食鸦片烟者，以重海疆，以精武备。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据有关报告提供的天津洋船夹带鸦片、铺户代为囤积分销的情况，告诫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道光帝令琦善委派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这一天，清政府还明令嘉奖了在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知县郭觐宸。道光十八年九月，清政府为在全国推行禁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九月十七日，道光帝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并会议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的禁烟意见。九月十九日，皇帝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为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①。同一天，又下令将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的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分别革去其王爵、公爵衔。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的罪名，给予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明确宣布：“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②。道光帝的这个声明，使清廷严禁鸦片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对全国各地的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隶总督琦善于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是清廷严禁政策的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谕宣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他对林则徐的宣召，除了因为林则徐曾上折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而外，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在其两湖辖区大力推行禁烟，成绩斐然，使两湖地区的禁烟明显走在全国前头。当时，两湖地区在短短两个月中，即缴获大量烟土、烟具。仅在汉阳县就缴获烟土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武昌、汉口收缴烟枪七百余杆。湖南省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林则徐的厉行禁烟，使违法奸徒“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飏，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①。另外，林则徐在禁烟中是主张宽猛兼施的，他在严禁时千方百计搜罗中药配方，为吸食积久者配制戒烟药丸，服食后效果很好，“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颜面发胖，筋力复强”②。林则徐曾将两湖禁烟的实际成效及时向道光帝作了报告，充满信心地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姑免众心之涣弛”。
“臣等察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③林则徐在八月初上给道光帝的一个奏折中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作的深刻分析，则使道光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② 《林则徐集·公牍》。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帝进一步坚定了严禁鸦片务尽根株的决心。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帝剖析力陈：“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④道光帝决心严禁鸦片，并寄厚望于林则徐，宣召其入京，欲与之商议禁烟事宜。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抵达北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林则徐，不久，他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为了防止外国鸦片烟商人武力破坏禁烟，道光帝还授予林则徐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权力，指示林则徐对广东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时随地尽绝根株”。
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三日离京南下，奔赴广东。在林则徐奉召赴京和林则徐离京赴广东期间，在清政府的严令督促下，禁烟运动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取得可观的战果。在直隶，琦善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十三万多两；在广西寻州府起获烟土四千余两，梧州府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余两、烟枪一千余杆；在盛京起获烟土二千四百余两；在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拿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收缴烟枪一万零一百五十八杆；在云南先后缉获烟土烟膏二万二千两、铲去罂粟花苗一千三百六十余亩。尽管这些缉获的烟土、烟膏、烟具、人犯以及铲毁的罂粟花苗与实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预示着长期以来清政府的禁烟已从徒托空名而开始变为全国性的实际行动，它也预示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禁烟运动即将开始。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达广州，广东很快成为全国禁烟运动的中心。
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在奔赴广东的途中即开列缉获要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