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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畿辅各州县设一百三十六所。各庄地亩及交纳果子品种也不一致，均以所纳果品价格准折地丁银。
蜜户、苇户、棉户、靛户等，也多系清初带地投充者。蜜户，计带地二百八十九顷六十三亩五分，“每地六亩征蜜五斤，交纳官三仓”，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乌拉捕牲蜜丁所进蜜已足用，嗣后蜜户俱按地征银，每亩征银五分。②苇户，带地不等，计地一百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按地肥瘠，每亩征银一分至八分不等。除每年额征芦苇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每斤折抵银三厘五毫八丝九忽外，额征银五十二两三分五厘五毫七丝二忽，交广储司库。棉靛户，共六十二丁，每丁地五十六亩，共地三十四顷七十二亩。棉户每丁征棉花五十斤，靛户每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③。
皇室同各庄、园、户等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而自存。不仅宫廷内帝、后、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之所需，均可由庄、园、户上供，甚至，马厩牛圈所需的镫油，花爆作所用麻秸，鹰鹞房所用瓢翎等等，均由各庄、园、户抵折交纳。可见入关之初的清皇室对商品经济是相当隔膜的，是极少接触的。
各庄、园、户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又怎样呢？银庄、部分菜、瓜、果园及部分户系清初带地投充或不带地的投充者，清皇室给予一定优惠。以银庄为例，每亩纳银一钱一分，相当于当时直隶民田之赋，“直隶民赋田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5。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①。绳地人每亩纳银五分，携地投充的菜瓜等园和蜜、苇等户，纳银数大体也是五分，在民赋中也是低档。可见，投充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于编户齐民。特别的，像带地二十七、八顷的人，他们绝非劳动者，应为地主阶级。总之，投充者是编户齐民，其中既有地主，也有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至于，皇庄上的壮丁，身份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壮丁来源大致有四：1。“东来人”，或称“盛京随来陈壮丁”，是皇庄壮丁的主要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关前所俘汉民，数量很大；2。因罪发遣的犯人和入官奴仆；3。庄头置买的奴仆，称为“庄头户下壮丁”；4。无罪发遣的奴仆，雍正时，以“生齿日增，钱粮浩繁”，将内府部分奴仆“派往各庄，服田力穑”（《清世余实录》卷20）。这些壮丁之间身份地位虽有区别，总的说，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位很低。他们是皇室的私属，不列入国家编民，内务府为他们设有专档，每十年编审一次。会计司又设三旗庄头管理处专管庄田、户口、地亩、粮银等。这些壮丁必须世世代代在皇庄上劳动服役，不得离开。如有逃跑或混入民籍当治重罪，皇室可以任意支配，可以分拨皇子，陪嫁公主，赏赐臣僚，赠送亲友，壮丁们子孙繁衍也必须留在庄上，壮丁子孙无权赴考应试，更不准做官为吏，他们耕种皇室的土地，使用耕牛、种子，乃至房子器皿，都由皇室另拨，受剥削甚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农奴。其中“庄头户下壮丁”地位更低，是庄头私属，衣食于主人，应属奴隶。
王庄，即属王公贵族的庄田，设置于入关前。清朝的王公贵族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种。前者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后者指皇室以外的，如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宗室封爵分为十等，异姓贵族分为五等。封爵时根据恩、功两方面，称“恩封”、“功封”。顺治年间，王公庄田的土地来源是圈地和带地投充。当时分领到的土地一是根据封爵，另一是根据所授壮丁数，数量不一。康熙以后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赏封作了统一规定，只按爵秩赏赐，壮丁不再拨地。康熙六年（1667）规定：“给亲王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佐领一、旗鼓佐领一、内管领一。山海关内大粮庄二十、银庄三、半庄二、瓜果园各二，关外大粮六，盛京大根四，盛京三佐领下人五十户，果园三、带地投充人五百七十六名、新丁八百九十九名、炭军、灰军、煤军各百名。”（《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到康熙十四年三十八年，乾隆元年、六十年，都曾作过修定，呈现了递减趋势。实际上亲王所得绝不仅此数，特别是清初带地投充和虏掠的壮丁数都很大。此外，亲王还拥有广阔的牧场、山场等。郡王以下赏封有差，从略。
八旗官兵庄田，即通常所说的旗地，称一般旗地，数量较大。据《八旗通志》统计：八旗壮丁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七晌，合十四万零二十九顷二十二亩。土田也按秩爵和壮丁数分拨。一般兵丁只给壮丁地，每丁五晌，即三十亩。官员除壮丁地外还拨给园地。顺治六年定：公侯伯各给园地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
三百亩，子二百四十亩，男百八十亩，都统、尚书、轻车都尉百二十亩，副都统、侍郎、骑都尉六十亩，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四十二亩，二等侍卫、护卫三十亩，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尉二十四亩（《大清会典事例》卷159）。这些都是额数，实际数是有出入的。在清初，八旗官员的土地也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使用奴仆生产，一部分兵丁家庭也使用奴仆生产，只有少数兵丁的土田由家人亲自耕耘。
旗地的变化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乃至兵丁土田，基本上均使用奴仆生产，入关前后的战争中，有诸多汉人被俘，在圈地过程中又有一些汉人被迫为奴，伴随着圈地授田，他们被分派到各种庄地上生产劳动。这些人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是逃跑，大规模的逃亡。顺治三年就“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经数万”，乃至多尔衮惊呼“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①。顺治十二年，福临说：“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②壮丁的逃亡直接关系着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此外，壮丁们还以怠工、盗典旗地、盗卖庄内粮食、牛马、器物等形式破坏生产，反对庄主。
旗地的变化始自一般旗地，即八旗官员兵丁地。变化的过程大致为：第一，退出土地，由户部支发钱粮月米。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迂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配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①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而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清王朝将这部分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入官田立为八旗公产，召汉人佃耕，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第二，将圈地典卖，典卖旗圈地也是在入关不久就出现的，因为旗人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所得圈地多荒芜，当经济拮据或急需时，很自然就渐次将地亩典卖与民间为业。但是，旗地历来是禁止买卖的，如有违犯，“将所卖之人地土房屋及所买之人价值尽行入官，买者卖者治罪。”（顺治十八年内阁户部史书）关于旗地，开始是绝对禁止买卖的，禁令屡屡颁发，到康熙九年，① 史惇：《惇力余杂记·图地》。
② 《清世祖实录》卷90。
① 《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②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1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1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①。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②。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③。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④。回赎的措施加速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⑤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1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② 《八旗通志》卷18。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② 《畿辅通志》旗地条。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④ 《清高宗实录》卷104。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①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