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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车前车后，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息后继续向前挺进。这一页图册的题记说：“夏六月七日次乌兰急里密，甫闻上亲抵厄鲁特贼巢，逆酋噶尔旦挟妻孥窜往，王师追摄，大将军（费扬古）邀击于召木多大破之。。。至查汉托罗海，与辛光禄会，知大将军前锋已旋，后骑将发，乃疾驱粮车，运至那拉他饷之”。清军在昭莫多（召木多）给了叛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运输军粮的后勤人员对胜利作出了贡献。图册下半部描绘的就是范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运军粮的情景。据范承烈在图册中的题记说明，这时“载惟骡马驴，不复用车”。由于瀚海缺水草，画面中有运粮大队“刈草结瓣载马上，解鞍以食之，马食得不乏”的图景。反映了参加平叛斗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艰难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智慧。
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运载军粮的马驼有很大的损耗，运粮队“乃购蒙古马车复经湖滩河所运粮”。图册中有满载军粮，翻山越岭的蒙古车及赶车的蒙古族人民的画面，这也是蒙古族人民参加平定噶尔丹的生动记录。《北征督运图》的前半部，还有一幅在运粮队所过的路边，有一堆堆白骨的画面，题记说：“途中见髑髅暴砂砾间者累累，询之向导，为厄鲁特败喀尔喀处。”即噶尔丹汗残杀的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图册有一幅运粮大队正通过翁金河边的画面，题记说：这里“土沃草茂，本为北人（指喀尔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尔海图已入厄鲁特境矣”。
① 宋大业：《北征日记》，见《边疆丛书续编》之一。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是记的广东佛山石湾陶瓷行业的内部分工，这个“花盆（盘）行”是一个专门从事生产花盆、金鱼缸、花垌、陶瓷建筑装饰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业，故其名称叫“花盆行”。《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记载，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湾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存在了。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中首先写明：“大清（辛亥革命后，该行业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满”字，故后的工价列上多“满清”）。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项不同的产品名称，每项名称的后面，根据各项产品的简单、复杂、规格大小、技术要求的难易，总之花费劳动时间的多少，逐项列出了不同的工价，例如：上等价列大花塔每只银贰钱壹分五厘贰二号花塔每只银壹钱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只银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对银壹两零贰分九厘光象古每对银九钱四分五厘对于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到窑内进行高温操作，还特别规定“大师傅入灶肚作双计”，即工价加倍。
这个《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张根据以往惯例规定下来的计件工资表。
文告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义军，攻下彰化后，建立了政权，以林爽文为这个政权的“大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出了“安民告示”，颁发了“军令”，任命了许多官员，颁发了印信和“委札”，如颁给沈得将军的“委札”为：顺天大盟主林札，委子龙庙沈得即便任理（镇海节度使兼理驿政）将军之职。督率该旗兄弟奋勇立功，著有劳绩，另行升赏。
须至札者。
右札委沈得顺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发布的《告示》里明确提出：“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因贪官污吏剥民脂骨。。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并号召大家起来，“剿除贪官”。起义军镇压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缚坐堂下”①。顺天政权没收的田地“多在嘉、彭两县”。这些田地分给参加起义的农民耕种，每户向顺天政权交纳田租二石②。起义失败后，凡是起义军和农民群众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统治阶级夺了回去，“乃籍其田亩入官”③，“其数多至数万石”。
许多《文告》明确规定“本帅（大盟主）严谕军队，不许丝毫妄取”，“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违法则“按法究治，决不姑宽”。杨轩说起义军发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写的是不扰民的话”④。在《安民告示》里还提出了“保农业”的政策。林爽文还设有“巡城将军”，维护社会秩序和纪律。由此可知这个政权对待贫苦人民的态度。
白莲教首领之一张汉潮，七十三岁，湖北枣阳县庄子山人，嘉庆元年三月率领所部人马在湖北襄阳黄龙垱起义。嘉庆三年五月，张汉潮率军进入陕西，初三日在陕西兴安发布了一道《告示》：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潮）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本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侧）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思（恩），谨遵勿违。。。这是研究白莲教川楚陕农民起义的极好史料。
《东宁陈氏番俗图》、《台湾风俗图》在大量的历史绘画中，有不少反映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绘画。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就是反映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形象记录，它最具历史的和直观的效果。惜前者已失传。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纸本设色，三十二开，其中反映社会风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项内容，十八幅题词，植物十一幅，动物三幅，题跋三幅。每开纵25。9、横34。7 厘米，每幅题记文字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大同小异。除《台湾风俗图》外，台湾还有三种台湾风俗图。台湾省台北图书馆藏《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纸本设色，前一部分① 王芦荪：《渊雅堂集》。
② 《林茂供词》，《台湾档》七。
③ 《婆娑洋杂咏》，泰州新华书店抄本，1973 年。
④ 《杨轩供词》，《台湾档》七。
描写高山族的社会生活情况，计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风图》，后一部分描写台湾物产，计十二幅，就是《台湾采风图》，两者合在一起称为《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前一部分每图均有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另一种是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台湾图说》，纸本设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绘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图，其中十二幅与台北图书馆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每图的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第三种是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风俗图》，绢本设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写高山族社会生活的，也有几幅是前面几种都没有的，每图均有题记，比较简略，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
台湾高山族主要种植水稻，其“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①，而且耕田、种地以妇女承担，《东宁陈氏番俗图》题记说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轮获”。收割时，“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镰铚。或以车运，或以身担”。收割回来，各户“相劳以酒”。收成后，“于屋傍围以竹箙，覆以茅苫，连穗倒而悬之，令乾为粮”②。《图册·刈禾》画面上描绘的肩担车运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户男女共同协作收稻的情景。
图册大部分描绘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东宁陈氏番俗图·番戏》就是描绘他们歌舞的情景，画面展现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队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装，手戴铁臂环，两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男子头着髻发，插雉尾及五色鸟羽。女子盘发，头戴纱头箍。男女皆戴贝制项珠。腰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于肩之左右。男女皆光脚。他们翩翩起舞时，年长的高山族，一执羽幡，相引以为进退之节；一执锣，鸣金以为起止。跳舞时男女无定数，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足下轩轻而应，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正是黄叔牵骸靶只诽说桶海┮馑省！雹俑呱阶宓幕橐霰冉献杂桑馐保蟛糠值厍敌心赶凳献宓淖逋饣橹疲础叭胱浮被椤Ｅ邮艿街厥樱短ㄍ宸缢淄肌诽饧窃疲骸胺厣笁儆诩遥街凶簧谐鲎福街拮！迸映ご笾螅汀肮刮荻谰印保康痹掳追缜逯梗呱阶宓穆榇铮ㄎ椿榍嗄辏┐底嘧沛告付谋求锘蚩谇伲谏缒诼健Ｉ倥绻不叮汀昂投χ薄！熬枚庑常烁娓改浮薄Ａ哂幸皇资栊吹溃骸氨求锴逑於粜性疲信讲喽牛涡慕锻┐垡猓党鲎课木！雹冖佟』剖瀛‘：《台海使槎录》，卷5。
② 《东宁陈氏番俗图·刈禾》题记。
① 黄叔骸短êＪ归堵肌肪�6。
②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所提供的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同胞耕耘、收获、纺织、围猎、筑屋、婚礼、娱乐、课读等生动场面，为研究高山族人民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风俗之珍贵的形象资料，是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动的社会生活史。
第二章研究概述第一节辛亥革命（1911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仅官方的国史馆、实录馆才能编写皇帝之实录和王公大臣传记，所以对清史的综合、系统、正式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清亡之后，即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①开始，由于清亡不久，对清史研究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一些前清遗老仍站在清王朝立场，为清帝歌功颂德，对其灭亡十分惋惜，蔑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稿》的纂修上。
妄图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拉拢网罗了一些前清遗老，于1914 年成立了清史馆。当时的国务院申请立馆的呈文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捐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帝特颁优待条文，崇功报德，无微不至。”故要为之修史，以报其恩。
当时的国务院聘请曾任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聘光绪进士任至湖北提学使的柯绍忞和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等一百余人为总纂、纂修、协修等。于式枚、缪荃孙等六人在联名合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公然申称：“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这明显系欲借修史歌功颂德，以报旧主皇恩。①《清史稿》从1914 年开馆到1920 年写出初稿，1927 年第一次初版，后经改删，于1934 年再次出版，共五百二十九卷。1928 年国民党政府进入北京以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1929 年12 月，故宫博物院聘请部分专家审查《清史稿》，给它定上错误、罪状十九条：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颂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传表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简陋，忽略。他们认为此书作者“自翊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遂至乖谬百出，开未有之奇”，“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请列为禁书。②第二种倾向是带有革命党人偏激的民族情绪，抨击清皇朝，不少作者甚至把满族视为外族。较早出版之书是汪荣宝、许国英合著的《清史讲义》二① 本节参考了陈生玺、杜家骥著《清史研究概说》一书。
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
② 朱师辙：《清史述闻》。